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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沉沦》出版100周年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1年11月25日 11:36:51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一百年前的1921年,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值此《沉沦》小说集出版一百周年之际,暨南大学文学院联合《香港文学》杂志社,于10月30日召开“暨南·思想文综青年论坛”,回顾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本次论坛以线上形式召开,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唐诗人主持,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学者围绕郁达夫《沉沦》小说展开讨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隋少杰教授指出,重估郁达夫及《沉沦》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隋少杰结合史实史料提出,“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所体现出的高尚审美趣味、大胆的文学实验弥补了五四精神的缺憾,鞭挞了封建保守思想对人性的钳制,对身体、欲望、知识和劳力的贬低与轻视,重新诠释了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环境下中国现代文人的卓越风骨和华夏民族宝贵的‘尚武气节’”,他认为郁达夫文艺创作策略对于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仍有重要意义。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得者李音以对《沉沦》评价史的梳理为基础,剖析了“达夫式文学”如何书写现代性的自我想象。她认为,郁达夫的贡献在于将“现代性装置”引入中国文学,通过自叙体的方式,将自我当成客体进行剖析,开创了主体如何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的现代性书写。她提出,现代文学面临的不仅是一系列知识话语描述的转变,更要通过知识话语与审美标尺改变传统的心理感受与精神构造,生产出现代人的自我想象。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陈嫣婧探讨了《沉沦》中现代性主体的自我认识问题。文本中“观看”风景构成的“认识装置”、对日本“私小说”表现内在的内容上的借鉴、以及人称与视角的选择,暗示了人的自我认识将慢慢演变为一种脱离客观世界的纯粹内在化行为,并最终将个体困于自身内部。这种情况最终表现为主人公“性的挣扎”与“灵肉冲突”,这关乎现代人的自我认识,是普遍的现代性“自我”的伦理难题。她认为,这种自我认知的困境并没有过去,正如现代性的自我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承认一样,《沉沦》作为这种困境的实验性书写,有着深远的再阐释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永祥将《沉沦》看作“现代自我想象的起点”。《沉沦》中的叙事方式开启了现代小说边缘颠覆中心的模式。小说体现了青年否认传统才子形象的自我体认之后,对新的现代性自我的需求。这样的心理转变的完成,是现代文化发展中文化断裂在个体心理的真实反映。从这个角度而言,郁达夫“五四”时期的小说无可替代。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李俊杰进入历史语境,考察了清末民初“沉沦”的词源发展。他认为,“沉沦”一词在晚清多出现于对通俗叙事中的苦难叙事,而郁达夫将“沉沦”的能指转化为对现代青年的描述,从而将个人欲望与个体解放的多元指向和对民族国家的阐释有效统筹在一起。《沉沦》此种叙述逻辑,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大我”与“小我”之间,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提供了范式。

  暨南大学文学院林培源从文本创作的角度观照《沉沦》的叙事手段。他认为,郁达夫兼采了中西文学创作的不同手法。一方面,主人公借用西方浪漫主义话语言说自我,文中穿插着不少外文、浪漫主义诗歌。另一方面,郁达夫仅仅挪用了西方文学的抒情形式,并未真正走近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意境中。《沉沦》中对个人的剖析,对个人境遇与家国情怀的联系,仍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子。《沉沦》作为现代文学生成时期的代表作,其中不同文体的引入、中西创作手法的并置、现代主体的诞生与形式的糅合,都导致故事被极大程度拆解。如何延续某种文体?如何突破某种文体?这是时代留给作家的考验。

  参与论坛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沉沦》的“现代性”问题,这是郁达夫研究中比较流行的视角。对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阿兵认为,研究现代文学时要对现代的复杂性要有更多警惕和意识。任何作家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不论是现代,还是传统,抑或是两者之间,都无法概括郁达夫文本的深刻内涵。对此,他提出以“感伤美学的重新表达”概括郁达夫的创作特色,由此窥探其小说中含混的、多义的、富有魅力的内在质素。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孙伟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郁达夫笔下的情欲,是对晚明士人以“人欲”反驳“灭人欲”的现代改造。郁达夫用国家的强大代替原来的“理”统合情欲,情欲由此获得了正当性,精神洁净也有了着落。此外,郁达夫还采用一种更传统的路径——回归自然。在后期的小说中,郁达夫通过虚构桃花源一般的所在,消解与现实的紧张,最后人与自然达成了一种和谐,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