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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文艺评论断想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4日 06:07:42

  想起了恩师钟惦棐

  《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约我对新中国文艺评论70年写篇纪念文章,这任务重要且光荣。吾生也晚,新中国诞生之时,乃三岁幼童,不晓世事。这令我想起了恩师钟惦棐先生。他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培养出来的文艺评论前辈。1979年当新中国诞辰30周年时,饱经风霜的他正届花甲之年,应新时期扛起文学评论界思想解放大旗的《文学评论》之约,写了篇享誉文坛的两万余言的长文《电影文学断想》,从被列宁当时称为“在所有的艺术中”“对我们是最重要的”电影入手,断而想,想而断,借用电影镜头语汇,从“光焰夺目的片头”到“人的焦点在变虚”,从“长镜头和短镜头”到“多声带混合录音”再到“空镜头”,从“和弦论”到“电影构思”再到“断想之余”……实际上通过解剖电影这个典型的“麻雀”,对整个文艺创作与评论中的“政治与艺术,源与流,放与收,香花与毒草,大题材与小题材,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诸般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刻的辨析和反思,至今仍闪耀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的思辨锋芒和智慧火花,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历史已经证明:40年前的这篇经典性范文,在新中国文艺评论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如今要对新中国70年来的文艺评论进行反思,当效法恩师,努力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枪法,尝试主要对近40年自己经历的文艺评论实践断想一番,虽不能达到恩师之高远境界,但心向往之却是真诚的。

  在恩师之后“接着讲”

  其实,吾生也有幸,逢盛世由蜀进京,求学立业已四十余载矣!自1978年起,而立之年后的我,紧随几位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军前辈陈荒煤、冯牧、钟惦棐、朱寨等身边,耳濡目染,受益匪浅。荒煤老师把自己当成提供精神能源的“煤”,无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扶掖新人的载物厚德和人格魅力;冯牧老师那锐敏的思想发现和审美感悟,以及他评论中显示出的独特的逻辑力和穿透力;惦棐老师“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总是以难能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把握大势,置身于民族审美思潮的前端,去导引大众攀登思想艺术的高峰的魅力;朱寨老师严谨治学,秉笔直书,力挺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谌容的《人到中年》,并确立其在新时期文坛重要地位的评论大家风范;以及谋面不多但给我教益甚深的王朝闻先生,总是置身于民族审美海洋的漩涡中心,以其健全而灵敏的审美神经去感人所未感、悟人所未悟,并以独特的审美发现去提升大众审美修养的功绩……所有这些前辈师长,都是引领我从事文艺评论的灯塔,令我终生难忘。可以无愧地说,我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亲历者、参与者、受益者和见证人之一。

  新中国文艺评论的前30年,恩师钟惦棐先生的《电影文学断想》已从电影入手作出了精彩的断想,吾不能及,在此只能斗胆地承续师业,“接着讲”这后40年主要在文艺评论政策与标准上的断想和反思。

  文艺与政治之关系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当然也是文艺评论的生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党的文艺政策,我以为主要进行了两次重要调整。

  第一次,鉴于前30年、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极具胆识地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石破天惊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是因为,实践雄辩地证明:在抗日战争历史环境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再简单地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就弊多利少了。一种情况是:当政治错误时,如“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要求文艺从属之,便催生出如电影《反击》《春苗》《欢腾的小凉河》之类的“阴谋文艺”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服务,祸莫大焉;另一种情况是:即便政治正确时,也难免有人为了虚假政绩,不顾民心所向和民间疾苦,挪用有限资金建造豪华的文化广场,并强迫文艺去“写广场、唱广场、颂广场”,这就为炮制虚假政绩服务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提供了政策依据。有鉴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与时俱进地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二为”)取代了简单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