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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2:51:50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19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9—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大师瑞恰慈在清华大学任教,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如果不算鲁迅1911年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的《比较文章史》, “比较文学”的名目出现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清华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

  19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工作都停顿了,但有识之士进一步看到“走向世界”对于振兴民族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在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理论中得到发展。

  三、四十年代显示比较文学实绩的,则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和钱钟书的《谈艺录》。《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共同特点是寻求既能运用于西方文艺现象,又能适用于中国文艺现象的共同规律。朱光潜和钱钟书一开始就是“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他们的著作为中国1980年代比较文学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1979年在中国的出版为标志的。《管锥编》全面、丰富、完整地体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最广阔,最开放”,最“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全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坚信“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对比较文学各个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管锥编》从各方面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与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理论偏枯”的倾向相反,密切结合中西具体艺术实践,总结出世界共同的“文心”和“诗心”,为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成绩。

  继《管锥编》之后,北京大学的四位教授相继发表了四本重要比较文学论著: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在比较美学、诗、画、戏剧等交叉学科比较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季羡林在《中印文化史论文集》(1982)中,对中印文学关系进行了独到的探讨,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树立了榜样;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1984)着重研究了《梨俱吠陀》与《诗经》的比较,并论及“符号学”、“诠释学”在中国的应用,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杨周翰的《攻玉集》(1984)则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统,重新解释莎士比亚、弥尔顿、艾略特等欧洲作家的作品。

  19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中国比较文学也正在逐渐走向世界,1982年三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世界比较文学纽约年会,并都提出了学术报告。在这样的形势下,举行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次荟萃精英,展示成果,切磋学艺,交流心得,以图更大发展的大会已是势所必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