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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文学”名义试探:由朱希祖回溯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2:50:55

内容摘要:体制宣示:朱希祖《文学论》的意义“文学”之名得到系统宣示,西来内涵进入体制,形塑百年来现代文学文化,当以朱希祖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1号的论文《文学论》为标志。针对“国家文学不妨殊异,故欧美文学自可如彼,中国文学理应如此”,“盖吾国文学,舍哲理外无有焉,舍历史外无有焉,舍诗词杂文外无有焉,文学范围,至为广博”的问难,朱氏抵制云:“鄙人二年以前,亦持此论,今则深知其未谛。德·昆西在讨论大诗人蒲伯时,强调文学作为“力的文学”而与“人”发生更为紧密的关联,文学由此不仅与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关联,而且文学作为力的文学而高于知识文学,其功能更高级,富于想象,充满感情,由怡情悦性、同气交感而发生作用。

关键词:周作人;周氏;文学史;文化;观念;美术;兄弟;王国维;审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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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氏兄弟给朱希祖带来的新鲜内容是什么呢?朱希祖《文学论》中所表明的西来知识范型,以及以“感”为核心的文学本论,其实正是十年前留日周氏兄弟遭遇西来文学世界而热烈探讨的内容。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氏兄弟大量接触西方近现代文学,在他们身心中日益发育和正在形成的文学思想在当时最为新锐,在百年现代文化进程中也最为激进。此中代表就是周作人发表在《河南》1908年第8期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文之失》(以下简称《论文章之意义》)。这篇署名“独应”的论文,参照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对文学的意义、本体和使命进行了最为直切的探讨,同时形成对当时孔学儒教思想和文学论述直接批判。论文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但它对文学的界说事实上成为五四以降现代文学观念的主流思想。上述朱希祖《文学论》对“力的文学”思想的征引,以及20年代诸多“文学概论”课程和教材可为明证。

  《论文章之意义》的特色在于其间洋溢着对普遍化理论的建构冲动。这种普遍化诉求最直接体现在其理论建构,这在当时中国汉语界可谓最为直接的西来知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关键术语是“文章”,周作人采用该词作为文学的总名,以此涵盖拟想中的各种体裁和文类。这显然是受到章太炎“文学复古”思路的影响,力图竭力保存汉土本来术语范畴,所以采用“文章”一词。不过在周作人这里,“文章”一词又有着以此区别于老师经略“文”界时“过于宽泛”且完全以中土传统为验的意图。论文比较西来众说,从中采纳美国人宏德(Theodore W.Hunt)的思想,重新界说了“文章”的内涵:

  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布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周作人41)

  论文就此这一界说从四个方面加以敷陈演述。首先,文章必得“笔为文书”、“形之楮墨”。周作人认为,“古今演说之词仅为言谈,例不得列。即固至美尚,无有愧色,亦必待转诸记录,及有定式而后,乃称文章。”所以“至论文之时,欲划然确定其界而不可混,则声音与楮笔间有不得不严以别之者。”文章必要区别于演说和口说,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坚持老师的逻辑界说。

  其次,文章“必非学术者也”。周作人强调,要以“专业”的名义把历史、传记、编年、表解、统计、图谱等从文章中分离出去,并且把文章的主要功能界定为“表扬真美,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为一方说法”。这里突出体现出文学以普遍化的名义,突破传统,自觉确认自身为现代市民大众服务的现代文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