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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2:50:53

内容提要: “民国机制”的发明是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重估“延安道路”的文学史叙述则是革命范式的当代实践。二者之间虽然在问题意识、价值立场等方面彼此对立,但皆试图以中华民族主义为轴心,建立一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叙事,进而表征出各自的“特殊模式”的现代中国想象。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冲突性共存”表明,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完成排他性的权威建构,只能选择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协商对话中彼此共存,而正是这种众声喧哗的历史状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敞开了新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民国机制,延安道路,范式,特殊道路,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

新世纪以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讨论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从最初构想“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到提出“民国史视角”,[1]这个议题逐渐由名实辩证层面深入到史观建构层面。学者李怡继而提出“民国机制”的概念,从重构研究范式的角度,给予“民国文学史”以结构性的理论支撑。“民国机制”这一概念的出现,在将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向极致的同时,亦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2]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与中国文学的“古典机制”相对的“民国机制”,面临着来自“延安道路”的挑战。从自1990年代开始,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即备受质疑,其中尤以来自“新左派”学者的批判最为令人瞩目,显示了“延安道路”的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批判性力量。而以蔡翔、贺桂梅等学者的著作出版为标志,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3]想象亦初步完成了其文学史重写,从而与日渐成型的“民国机制”构成了彼此对话的局面。作为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创造,无论是启蒙范式的“民国机制”发明,还是革命范式的“延安道路”想象,皆从不同立场分别面对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真问题”,二者之间的纠结、对立与对话,也正是这些问题、危机不得解决的具象化。据此言之,梳理“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各自的源流,阐释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本体的历史合法性的建构,而且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之社会结构、思想状况和文化脉动的批判性理解。

一、发明“民国机制”与“重写文学史”

“民国机制”这个概念可谓相时而生,拥有完成自身理论生产的三重文化背景。其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知识生产的需要,“民国文学史”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备受追捧。其二是在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有关“民国史”、“民国思想史”、“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卓著,罗志田、许纪霖等人的著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三,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希冀从历史追溯中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形成了一个“张爱玲热”、“上海摩登热”到“民国热”这样一个民国怀旧的大众文化潮流。“民国机制”因此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学术生产,而是在与相关知识领域以及大众文化潮流的相互激荡中所生成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关联性的概念范畴。民国怀旧构成了个体——无论是市民大众还是文化精英——与现实社会体制之间的一种想象性的抵抗关系,“民国机制”则将这种想象性的抵抗关系给予了理论性的抽象。

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的抵抗性想象,首先体现在对于之前所有现代文学史概念范畴的“检讨”上。在分别质疑了“中国新文学史”之“新”的历史不确定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现代性”价值标准的非本土性之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透过还原“国家历史情态”[4]的逻辑被建立起来,其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民国时期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性力量:“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5]“民国机制”泛指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其在与强调去政治化的“纯文学”史观划清界限的同时,亦注重现代文学的自律机制与“国家历史情态”之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