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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文史哲》杂志举办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1:35:52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文史哲》杂志举办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文史哲》杂志举办


2019年8月23日至25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的“《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8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的发表和评议,并共同就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成就、趋势和困境等话题展开讨论。会议得到了校内外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不少外校学者和学生也专程从外地赶来旁听。
23日晚,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主题的座谈会拉开了本次工作坊的序幕。座谈会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主持并介绍策划本次座谈的初衷:中古史研究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学术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关于中古史基本图景的认识?当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重绘”中古史基本线索和脉络的可能性?如果要去“重绘”中古史,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叙述?围绕这些话题,会议邀请了6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中古史青年学者代表发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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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魏斌教授首先作了题为“走向历史场景”的发言。魏斌阐释了自己近年来对于六朝“山岳文化景观”系列研究背后的思路和关怀,提出我们应当“通过场景,理解历史”,即从史料中发掘日常或突发的场景,描绘和构建历史画面,分析背后蕴含的结构性内容,并在叙事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容,思考个体生命与结构性秩序之间的张力,回归对实实在在生活过的生命和尊严的理解和关心,这可能也是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之路。接着,首都师范大学孙正军副教授做了题为“扬弃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的发言。孙正军首先总结了当前中古史研究中的多种经典范式及其成就,进而指出这些范式当前多被“率尔且过度使用”,认为走出“学术内卷化”,应当克服思维惰性,摆脱对经典图式的路径依赖,寻求在问题自身的理路内解决问题,由此重绘中古史的愿景或可实现。随后,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则以“重绘何为?复调的学术史”为题表达了他对“重绘”的不同看法。仇鹿鸣认同近十年来中古史研究多元化或“去中心化”的发展态势,但认为应将“趋新”与“守旧”的取向放置到学术传统脉络本身中加以理解,在深刻理解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反思“理论进步主义”的焦虑,跳出“新”“旧”之别,探讨“好的史学研究”的标准。
以上三位学者各抒己见,旨在讨论中古史研究的前景与趋势这一宏大主题。接下来的三位学者则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对“重绘”的看法。首先,武汉大学胡鸿教授围绕“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可能性”进行发言。胡鸿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和独特优势,他提出应当“不为宏大叙事和既有理论所束缚,将民族史的问题从大而化之的几组宏观理论中间解放出来”,通过精细解读史料,“走向细节,贴近史实”,并且要“向其他时代的民族史、域外文明史汲取灵感和史料,以补全中古时代的残缺拼图”;同时,关注北方与南方的比较与贯通、开发新史料也是寻求“可能性”的关键。随后,台湾政治大学吴承翰博士结合自己在唐宋货币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经验,剖析了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两种研究理论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并倡导一种“带有理论意义的实证研究”取向。最后,日本阪南大学永田拓治准教授以“中古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分类与界线区域(境界领域)”为题,反思“分类”带来的“界线”以及“界线区域”,认为我们应在界线带来的割裂之外看到“连接性的历史作用”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此打破迄今为止王朝史架构下的“南朝·北朝型叙事构造”,从界线中找到该时代的共通性。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文史哲》杂志举办


24日上午,本次工作坊正式开幕。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出席并致辞。刘京希教授代表编辑部全体同仁和王学典主编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欢迎,并回顾了《文史哲》杂志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的创办宗旨,强调了延续“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的办刊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代国玺教授总结了联谊会的特点,即年轻化、学术性、关注度高,并对23日的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开幕式结束后,学术报告与评议有序展开,17篇与会论文被分为四个场次进行讨论。
第一场研讨题为“中古制度的渊源与展开”,共5篇论文。东京大学助教海老根量介《简帛时代的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以由谁制作《日书》、人们怎么阅读《日书》等问题入手,试图由此探讨秦至西汉初县级社会中的“书籍”流通状况。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针对“占术家”群体、不同日书的来源和形制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山东大学代国玺《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以耕作制度为切入点,从休耕制的角度分析此期土地制度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实际的农业生产能力。厦门大学助理教授王炳文主要围绕文中的“不易之地”展开评议和商榷。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聂溦萌《〈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的文书与政务规程》以《霍光传》中记载的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之事为引子,讨论了汉魏六朝文书与政务规程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制诏撰作与尚书的发展。山东大学助理研究员吴雪飞评议针对废刘贺诏书是否符合当时的行政流程等问题做了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博士后王彬《武威旱滩坡出土王杖断简研究——兼论秦汉时代“法”的表达与实践》以王杖断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文书结构和编制过程,并据以指出中国古代的法的背景是以“威”为核心的法秩序构建,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强的行政性、灵活性,基层吏民因此得以借用、敷衍权威,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评议人东京大学三浦雄城博士提出两汉时期诏书诏书“挂壁”的形式或许呈现出权威性下降的趋势等质疑。北京大学熊昕童博士《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以“状”与“行状”为中心》以列传编撰是否取材官方文书档案为切入点,提出汉唐“官修列传”取材机制存在着汉代的“旧传统”到唐代的“新传统”的演变。评议人山东大学孙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列传是否属于取材原始档案的“旧传统”等问题提出质疑。
第二场研讨题为“中古中国的边区与基层”,共4篇论文。台湾大学林牧之博士《前汉时期犍为郡的职能演变──兼论“初郡”与西南夷之关系》以西汉犍为郡为个案,从设郡的背景、郡治的迁移与郡级政区的职能变化等方面,论述犍为郡职能的演变以及犍为从“初郡”到“内郡”的转变过程。评议人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林昌丈在题目、框架、论证逻辑等方面提出了质疑意见,认为“除了海拔维度外,我们应该考虑治所变迁和政区盈缩在流域和交通线上的呈现”。武汉大学李永生博士《余吴土,盛且丰:砖铭所见西晋末年广州的地方社会》以久被忽视的广州出土“永嘉”砖铭为材料,联系当时广州社会政治情况,探讨了西晋末年广州地区的地方认同等议题。评议人韩吉绍对该文提出数点批驳意见,主要涉及史料可靠性、文字理解等方面。东京大学助教板桥晓子《晋宋交替与仇池政权》梳理了仇池杨氏政权向南北两方政权称藩的官爵、名号,由此观察晋宋之际的天下/国家秩序和时人的正统观。评议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志远针对研究的基本预设和方法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浙江师范大学讲师武绍卫《敦煌本〈秋吟〉新探》对“乞衣”和“乞木”两类共四件敦煌文献做了细密分析,并由此展开出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的组织形态存在由“居家”到“居寺”的转型。普林斯顿大学翟旻昊博士在评议中针对写本的物质形态以及巡游化缘的场合与对象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