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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富有创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1:30:21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高旭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58.00元

  中华读书报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出版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定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仍然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民国文学史的出版,这就意味着以“五四”作为起点、以1949年作为终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存在着缺憾。而高旭东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这部书极富创意地描画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现代——涵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民国文学史,并使这两种文学史对不完整的“三十年现代”进行的补充与修正显得多余,而且这部书还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与全方位的创新令人耳目一新。

  高旭东认为,以“五四”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五四文学从理论主张到文学实践都可以上溯到甲午战争对中国文坛的震撼。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是“戊戌文学革命”——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可以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与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等论著中找到渊源,而且“文学革命”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提出来的,并且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剧坛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实质性内容。“五四”的白话诗也可以追溯到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与梁启超等人的新体诗,虽然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体诗与胡适从形式上的白话入手很不相同,但是蒋智由的一些新体诗已经非常接近胡适的白话诗。小说在中国传统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而将小说抬进大雅之堂却并非五四文学的功劳,而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结果。为了将小说纳入文坛的正宗,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甚至将小说的作用夸大到兴国振邦的高度,在他的影响下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使得文坛生机盎然,也正因如此,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小说根本无须论争就顺利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正宗。这一时期以西方话剧冲击传统戏曲的戏剧改良,也要追溯到梁启超的“剧坛革命”与春柳社。正因为以五四文学作为现代的起点理由不充分,才会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民国文学史在时间上的上推。然而“世纪”是基督教文化以一百年为单位对时间的一种假定,因而这一百年很难完全巧合地在其前后给文学划出分明的断代。而民国的开端也并非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从1931开始中华民国又是“国中有国”(红区与陕甘宁边区),而且从“左联”到“文协”,即使是国统区的文坛也主要是被共产党掌控着,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又是延安文学在地域上的扩展。惟其如此,这部文学史对更为完整的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才显得可贵。

  研究文学史分期的人会发现一种悖谬:Modern(近代、现代)是与Tradition(传统)对立的概念,然而中国近代文学教研人员却被划入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仔细考察,虽然鸦片战争让中国不得不步入近代,然而却仅仅是在船坚炮利、科技工艺方面的近代,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使得从1840年到1894年的文学还不如明代中叶具有文学进化论与个性解放特征的李贽以及公安派的批评理论与文学实践更具现代性(林纾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李贽的结果,而周作人则认为五四文学的渊源是公安派),也不如清代中叶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等小说更有现代性。就此而言,将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多年的文学划归古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合理性,而将其作为文学的近代开端却很难成立。甲午战争打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出现了文化与文学上西化的现代性倾向。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非是古代文学现代性因素直接转型的结果,而是早已进入现代的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那么翻译文学就是检验中国文学是否迈向现代的标志。鸦片战争后五十多年的翻译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此相比,从甲午战争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多年,仅仅翻译小说就有两千多种,追求现代性成为文坛的主流。因此,尽管明代中叶的李贽以及公安派、清代中叶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具有现代性因素,但却没有占据文坛的主流,而在甲午战争后追求现代性却成为文坛的主流,并且使黄遵宪等人则甲午战争前的那些现代性文学因子从文坛的边缘向中心移动。如果把从甲午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二十多年的文学作为单独的历史分期,显然理由不够充足,何况这其间既有晚清又有民国,而将其作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则显得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