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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人文学”对谈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02日 14:06:42

2017年12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协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第四十二讲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08室举行。本次讲座为对谈形式,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人文学”。讲座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张隆溪教授担任引言人,中文系张辉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梁展研究员、中文系比较所康士林教授、车槿山教授、戴锦华教授、张沛教授、秦立彦副教授、蒋洪生副教授一同参与对谈。

本次讲座是继“文学批评经典导读”系列讲座之后,张隆溪教授此行在北大参加的第五场讲座。在前四讲中,张隆溪教授介绍了包括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弗兰克·克默德的《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彼得·布鲁克斯的《情节阅读》(Reading for the Plot)和安伯托·艾柯的《解释与过度解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在内的多部文学批评经典著作。本次讲座与之前不同,与会学者将围绕“比较文学与人文学”这一主题展开更为开放的讨论。

讲座伊始,张辉教授向在场听众介绍了各位与谈人,此后张隆溪教授作了简短而富于启发性的发言。他谈到一方面西方学界许多人都谈到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比较文学的死亡,但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在中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发展得很好。如何应对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思考比较文学的未来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世界文学的出现就是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这不意味西方文学不再重要,而是要强调在非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也存在很多重要的作品。如何让非西方的经典著作也被全世界的读者所了解呢?张隆溪教授认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机遇。

“比较文学与人文学”对谈

以此为引,在场的学者围绕“比较文学与人文学”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

杨慧林教授认为比较文学与宗教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语言学家缪勒曾说“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only knows one, knows none)”,他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共识引入了宗教学研究,所以说宗教学研究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比较研究。杨慧林教授认为比较文学具有一种工具性的启发意义,能够辐射到整个人文学,比较文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将成为一门对其他学科极具启发意义的学科。

康士林教授则向大家介绍了美国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情况,伯克利、芝加哥、斯坦福和耶鲁大学比较文学课程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比较文学理解的变化。通过对美国高校比较文学传统课程与新课程的对比,我们将对如何定义比较文学有更形象具体的了解,也为日后提供什么样的比较文学课程提供借鉴。

梁展教授继续谈论比较文学的死亡的问题。他认为不仅是比较文学,甚至是文学也面临着“死亡”。当我们思考如何面对比较文学的危机时,不妨借鉴兄弟学科的发展情况,例如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等,我们可以通过双向追问来应对欧洲中心主义,这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或许有所启发。

车槿山教授追溯了比较文学的历史。他谈到从作为比较文学发源地的法国来说,比较文学之死或许是合理的。在法国的影响研究框架下,比较文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种更靠近自然科学的一种做法,它被定义在文学史研究之下。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行研究把两个没有史实关系的现象进行研究,使得自然关系转变为了文化关系,追求发问的有效性而不是真理性。正是这种平行研究的发展将对其他学科产生重要影响。

戴锦华教授将电影的死亡和文化研究的死亡与比较文学的死亡联系起来。比较文学兴起于二战之后,它最早不仅是作为一个学科,而是作为一种思路和视野存在的。现在,它的思路和视野在几乎所有的学科中都被采用了,从这种程度上说,可以说比较文学已经死亡了。在国别文学比较的意义上,比较文学或许也有死亡的趋势。现代主义已经不再具有明确的界限,资本主义内在的差异也在逐渐抹除。但是,比较文学作为题中之义的跨语境、跨文化、跨学科所包含的对我们主体的反思,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在福柯看来,人文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戴锦华教授认为在单一领域内去“触摸真理”是一种谬误。面对全新的知识生产情况,我们需要去思考整个人文学和思考人类。对此,比较文学是占有有利地位的,比较文学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