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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河边的乡民对天地万物博爱虔敬_shw369.com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2年06月23日 0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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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密桃花谷桃花盛开 西藏林芝市波密桃花谷,面积约为155.04平方千米,平均海拔2740米。每年3月到4月中旬,这里的桃花陆续开放,人文景观丰富的雪山下、村落间随处都是桃花的踪迹。作家江子在散文《去林芝看桃花》中写道:“我看到一路上它大片大片地盛开。它向着我奔跑。好像是它终于认出我来,然后相邀更多的桃花来与我相认……”央青占堆(藏族)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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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山有感 苍莽遮如盖,山光始自开。应怜新物候,不教点尘来。 释文:广阔无边的绿色如同华盖一样遮着大地,阴霾散尽远处的山光乍现。我们要好好珍惜眼前的这些美景,不要让这份美好沾染半点尘埃。 刘秀(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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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柳篱菊陶令酒,鸣禽池草谢家春。 释文:庭前柳树,篱边菊花,陶渊明饮酒于此,怡然自得;池塘里长满了春草,树上的鸣鸟冬去春来,谢灵运因此写出了这样的千载名句。韩宗岳(满族)

   【生态文学面面观】

   自古至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如何和谐共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生态的失衡及持续性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作家们试图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今昔比照的模式和多元的艺术形式揭示严峻的现实。这些作品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并要求人类遵循自然伦理的规约,召唤一个“物我两亲”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美丽新世界。

   在中国生态文学写作谱系中,少数民族作家是一支活跃的生力军。早在20世纪80年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等作品在深层勘探民族文化根脉的同时,就以忧心忡忡的言说姿态,揭示出盲目追求物质享乐思维下人性的畸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危机的体察和书写是具有前瞻性的。学者王静在专著《人与自然》中曾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作为一股未被命名的涓涓细流,首先兴起于民族文学。他们并非为响应西方的生态思潮而生,而是承袭着从口头到书面几乎从未断流过的古老民族文学传统,但只有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后,这股细流才闪动出光芒和生机来。”事实上,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写作既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继,又离不开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理论的滋养。这种驳杂混融的生态文化思想,构成了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格局。可以说,民间文学的滋养和边地生活的经验,使得少数民族作家具有生态写作的优势,而其作品则为当代生态文学提供了别样启示。

  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滨或崇山峻岭间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休戚与共的地域和环境分外依恋

   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中从来不缺乏神秘性因子,而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中,亦洋溢着浓郁的神秘气息和对自然伟力的敬畏。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滨或崇山峻岭间,在贴近大自然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作家们对休戚与共的地域和环境分外依恋。因此,在下笔为文时,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与故乡、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情感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扭转了近代文学以人类为中心的偏狭,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更不是万物的役使者和剥削者,而是与天地神同源共祖的一员。在万物皆亲人的观念指导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学试图引发人们对工具理性和发展主义的省思,从而遏制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生态的持续性恶化。

   土家族作家徐晓华的散文《那条叫清江的河》是对大自然神性之维的书写。清江河边的乡民对天地万物博爱虔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对神奇的大自然充满感激和膜拜。而如果人们没有遵循自然伦理并触碰禁忌时,往往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在彝族传统生态伦理的熏陶下,吉狄马加的诗歌深情地吟诵出对自然生命的灵性感应,展现出大凉山深处人与生灵近乎泰初的纯真状态。而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中,老银狐将一心求死的珊梅挽救回来并悉心地照顾,此后,珊梅和银狐结成命运共同体,在大漠霞光中相依相偎。类似不确定的、传奇的、神秘的故事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中屡见不鲜。这种带着神秘生活样态和浪漫色彩的书写,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生态写作中存在的理性有余、艺术性匮乏的弊端,表现出对世界和生命的诗性理解与把握,并为生态写作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