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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视角下的明代诗学论争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11日 21:15:36

流派论争是明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诗学领域,论争尤其激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感慨道:“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陈衍《石遗室诗话》指出:“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明之诗人尤其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歧,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惟务其名,树职志,立门户,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这段话亦见于钱基博《明代文学》,字句略有出入,但大体意思相同。

所谓文人好“标榜”,主要指文人并称。陈衍举例如下:明太祖时,吴则有“北郭十子”,越则有“会稽二肃”,粤则有“南园五子”,闽则有“十子”;景帝时有“景泰十才子”;孝宗时有“前七子”,又有所谓“十才子”;世宗时有“嘉靖八才子”,有“后七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有“南园后五先生”;神宗时,有“嘉定四先生”,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等。

严格说来,文人并称现象,不能一概视为流派。如唐代“李、杜”并称,但李白与杜甫诗风截然不同,显然不能视为同一流派。风格是衡量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准。文人并称也罢,文学社团也罢,若没有统一、鲜明的风格,流派就难成立。

陈衍所举的明太祖时的几个文学社团,能否算是流派,也许尚存异议。但若将它们视为地域诗学流派的代表,则是可以成立的。胡应麟《诗薮续编》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胡氏此说影响甚广,后人对明初诗坛的梳理,大都沿袭此说,但其说也有可议之处。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此说包含着胡应麟本人的流派论争策略,是其盟主意识的体现。胡氏将吴诗派排在首位,越诗派紧随其后,固然是因为高启、刘基的诗歌创作成就比较突出,但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吴中诗学之盛,在明代首屈一指。王世贞早年背离吴中诗学传统,追随李攀龙,倡导复古。名成之后,王世贞与李攀龙渐起嫌隙,对吴中诗学则津津乐道。所以,胡氏推尊吴中诗学传统,迎合了王世贞晚年的诗学主张,隐含有推尊王世贞之意。后来,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痛诋胡应麟,但对其明初“诗分五派”之说却并无异议,且对王世贞多所回护,也与钱谦益是吴人有关。胡应麟是越人,王世贞曾许胡应麟“狎主齐盟”,胡氏本人对此也极为自信。胡氏《诗薮》注重对越中诗学传统的深入阐发,目的就是给自己的“诗坛盟主”身份背书。其实,若论对明诗之影响,闽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均不在越派之下,但在胡氏笔下,其余各派也只能屈居越派之后了。

其次,明初“五派”能否涵盖当时诗坛全貌,这也是一个有待辨析的问题。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在文学方面都有自己的“小传统”。不但吴、越、闽、岭南、江右等诗派有自己的风格,齐、鲁、燕、赵、关、陕、川、滇等也各有诗学传统和地域风格。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能被后人忽略了,即:明初“五派”均为南方诗派。确实,明代前期,南北文化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南方诗学氛围浓厚,而北方文风较为质朴。南方文化与主流诗学关系密切,北方文人则在科场、政坛和文坛上都受到一定压制,但明初北方诗坛未必就是一片空白。至明代中期,前七子崛起,大力倡导以汉魏古诗和盛唐诗为典范的复古诗学,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正是北方诗学对南方诗学的一次有力反拨。

地域诗学流派之间的竞争,贯串了整个明代诗史,但大多数时间内,都只是暗流涌动,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真正激烈的明代诗学论争,要从前七子开始算起。《四库全书总目》为李梦阳《空同集》所作提要,称其为“风会转变之由,与门户纷竞之始”。

前七子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只有徐祯卿一人来自吴中地区。徐祯卿力洗吴习,方得到李梦阳认可。前七子大力倡导复古运动,标举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意在以时代风格取代地域风格,打破明前期诗坛固有的沉闷格局,将《诗经》和汉魏以降的北方诗学传统重新发扬光大。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极为鲜明,后人简单地将其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如果不深入考察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复杂背景,仅就上述口号本身而言,无疑是偏激的,极易引起论争。

事实也正是如此。与前七子同时或者稍后的不少诗人,已经意识到复古运动的偏激,纷纷标举六朝体、初唐体、中唐体、晚唐体、宋诗风等,以纠“假盛唐”“瞎盛唐”之流弊。但盛唐毕竟处于中国诗史的顶峰,学习盛唐,有其不可动摇的合理性和煽动力。所以,嘉靖年间,诗坛又有后七子崛起,扬前七子之余波,其声势不亚于前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