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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研究的艺术视域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26日 15:58:48

  近年来,探索中国古典文学本体与他体文艺形式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关系,继而扩展到对整个文学史的生成、衍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被称为“跨界”研究。在中国古代文体中,辞赋是最具汉语言文学本质特征的文体,其“蔚似雕画”的文体风貌与“童子雕虫篆刻”的体制类比与绘画、书法关联密切,“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文体特征又与小说接近,辞赋家“类倡优”的身份认同易与戏曲结缘,“体物写志”的文体追求可以为器物的文化呈现增色添辉。因此,整理与研究辞赋艺术文献,从文学史与艺术史的交叉联系拓展其批评视域,既是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跨界”的需要,也对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辞赋艺术文献”,主要是指绘画、书法、小说、戏曲及器物等艺术门类中保存的辞赋作品,以及这些门类对辞赋作品及相关本事的艺术表现。近年来,这些艺术文献逐渐引起学者关注,形成文图关系与文图互访、辞赋与书法、辞赋与小说等研究热点。但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分布零散未成系统,聚焦表象描述缺少学理探讨,未能全面呈现辞赋与艺术的复杂关系。因此,辞赋艺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全面探寻整理辞赋的艺术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发掘阐述辞赋与各种艺术门类间的复杂关系,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辞赋作为文体的独特性与历史意义,其中辞赋的描绘性和类型化更是奠定其与其他艺术关系的重中之重。其次是辞赋创作与诸艺术形态的关联,较为突出地呈示于辞赋自身创作的“名物美”(体物特征)、“形象性”(拟象与构象)、“仪式化”(语言的程式化与表演性)等特质,它们构成了辞赋与艺术交互发展、彼此影响的重要基础。最后是从历史的变迁考察辞赋与艺术形态的共生与发展。例如从楚辞“香草美人”对形象化物态的呈示,到汉大赋对“天子礼仪”的构饰,再到唐宋以后辞赋书写对词章美的强化。

  综合以上三点,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绘画”、“书法”、“小说”、“戏剧”与“器物”五大类型艺术与辞赋之关系作深入研究,发掘作为文学文本之辞赋与这些艺术门类之间的本质联系,继而表现出与其他文体不同的艺术机制、创作心理及文化意蕴。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辞赋语象与绘画图像的互补关系拓展辞赋批评视域,启迪其研究新思路。辞赋与绘画的研究,既取决于“赋体”的特征,又具有考量中国特色之文图关系的重要意义。根据文学史料记载,“辞赋”最早涉猎“绘画”,如屈原《天问》对壁画的摹写,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因观图而作,而围绕辞赋名篇如《九歌》《上林赋》《洛神赋》《秋声赋》《赤壁赋》等大量的绘画创作,以及围绕这些“赋图”的题咏,都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与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类研究需解决的重点是辞赋与绘画共存的特殊意义,以及以全面整理“辞赋图”的文献为基础,凸显辞赋文学与绘画艺术的关联,既为“文图”理论提供个案批评,又能开辟辞赋研究的新领域。这一部分的文献整理应着重搜集整理辞赋图与题图赋,以及围绕辞赋图相关的题跋、序目、题咏及评论等,继而讨论辞赋与绘画的关系、辞赋图的产生与发展、辞赋绘画的个案研究等。

  第二,从辞赋与书法艺术的密切关系切入,关注二者的结合生成。该类研究的对象包括辞赋作品中题咏书法的篇章,如蔡邕《笔赋》、杨泉《草书赋》、王僧虔《书赋》、窦臮《述书赋》、柳宗元《笔精赋》等,以及书法艺术中大量的辞赋书写,如《洛神赋》《琴赋》《月赋》《归去来兮辞》《文赋》《枯树赋》、前后《赤壁赋》等。这一部分的文献整理包括“辞赋中的书法”和“书法中的辞赋”两大版块,后者为重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可聚焦于辞赋与书法关系史(如不同门类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赋体书法的选题内容、表现形制、风格特色)、历代“书法赋”整理与研究、历代书法名家赋体书法个案研究与辞赋经典作品的书法呈现等。

  第三,小说文献中常常蕴藏着丰富的赋学文本与史料,在小说评点盛行之时又衍生出赋学批评这一独特文体。辞赋艺术文献研究可以关注这一长期被学界忽略的文体,从辞赋创作与古代小说的关系出发,研究它们因同为“小道”而遭贬斥的渊源,以及其因分属“雅俗”而异道的互渗问题。如班固在《七略》基础上撰成的《汉书·艺文志》中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扬雄谓赋“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曹植加以引申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小说纪“闾巷风俗”,赋称“雅颂之亚”,在通俗小说中渗入辞赋,一俗一雅、在同一文本中呈现韵散间行,这既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独特传统,也是迥异于正统赋学的一种生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