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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艾布拉姆斯研究现状评述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4日 01:16:29

内容摘要:艾布拉姆斯是英美批评界的大师级人物。不仅如此,他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术语编纂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斯·麦克法兰《艾布拉姆斯批评著作中柯勒律治式的批评》一文,则是对批评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有的批评只是“品鉴”(tasting)、“阐释”(interpretation),而真正的批评是“博学”基础上富有洞见的判断——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合乎经典(canonicity)。全书分为批评理论的用途与种类(Types and Uses of Critical Theories)、批评史与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irticism)、新批评与新新批评(The New and Newer Criticism)、以文行事:新阅读批评理论(Doing Things with Texts:Theories of Newreading)。

关键词:艾布拉姆斯;批评;艾氏;浪漫主义;研究;文学史;镜与;著作;学界;评价

作者简介:

  二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美学界对艾氏的焦点主要是对艾氏的另一著作《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 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的争论上。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是艾氏在《镜与灯》中对“浪漫主义”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此书中,艾布拉姆斯率先用“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方法进行考察,即把具有悠久历史的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发生在1785—1830年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进而指出,这一运动虽然与前面的文化思潮如“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等有联系,但整体风貌已迥异于先前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而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决定性转变” (a decisive turn in western culture)[12]。艾布拉姆斯自己认为,此书“比《镜与灯》重要” [13]。由于该著观点新颖,论述宏富,一经刊行,便立刻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且产生了广泛的讨论。阿维荣·弗勒锡曼(Avrom Fleshman) 在《美国宗教学术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上发表评论。他指出,“艾氏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因在文学史研究上广泛运用宗教史、哲学史上的知识来阐释浪漫主义文化意义而获得现代语言协会年度(1971)学术奖,……他的这一著作加深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文学、哲学、宗教作为总体文化运动的看法。”[14]罗杰·沙洛克(Roger Sharrock)在《英语研究评论》(Reviewof English Studies)发表评论,认为“关于十八世纪后期美学理论的探讨,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艾氏却能截断众流、弥纶群言;不仅如此,较之《镜与灯》,此书研究的范围更宏富,更具雄心,……是本杰作”[15]。格雷厄姆·马丁(Graham Martin)在《旁观者》(Spectator)上发表了题为《浪漫的千禧年》(Romantic Millenium)一文对该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本学识广博和令人兴奋的书(a learned widely-ranging and unusually stimulating book)”[16]。E.D.赫希(E.D.Hirsch)在《华兹华斯界》(Wordsworth Circle)认为,“艾布拉姆斯这本带有纲领性质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以其博学多才、论述完备、结构精巧的典范品质(exemplary qualities of learning,integrity and craftsmanship),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17]。

  与阿维荣·弗勒锡曼、格雷厄姆·马丁、罗杰·沙洛克、E.D.赫希这四位积极肯定有所不同,李·斯特伦布格(Lee Sterrenburg)、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等人更多的则是质疑。前者在《维多利亚研究》(Victorian Studies)发表的书评,他对艾布拉姆斯的写作方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艾氏把法国大革命后三、四十年浪漫主义运动是传统神学思想与思维方式的世俗化过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艾氏两种研究方法——“历史的”与“范式的”,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对于历史事件的选取,艾氏选取了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天启事件,如中世纪晚期的农民运动、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运动等,但艾氏省略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具有同样术语的历史事件,如1830年的七月事件、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等;对于人物的选取,认为艾氏以华兹华斯为中心,完全排除浪漫主义时期诗人拜伦在外,这是不确切的。在李·斯特伦布格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在论述浪漫主义天启录(Romantic Apocalypse)时,艾布拉姆斯都试图把革命变为心理的文学事件,这是十分危险的,不管艾布拉姆斯的理由是什么。”[18]后者则发表了《传统与差异》(Tradition and Difference)一文,对《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的“写作理论”(多元主义)与“研究的方法”(“精神——意识”视角)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代表着现代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正如这个传统中库尔修斯、奥尔巴赫、洛夫乔尔、C.S.路易斯等人著作一样,博学、文雅、简洁,在我们黑暗的年代注入人文价值”,但是,“是什么因数致使主题与叙述模式的不断在我们的作家身上重复?人文化的理论模式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关键词’观念、‘隐喻’、‘神话’等话语是否过于简单化的处理?阐释文学文本或者哲学文本的内在假设又应如何?等问题论述,却是值得推敲的。”[19]在布斯看来,艾氏这四个问题的处理本身是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版本之上的,我们也可以把《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定义为浪漫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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