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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真正“落地生根”的文化景观?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4日 00:18:17

作为“调解人”的景观设计师

——文化人类学视角的解读

Landscape Architect as “Mediator” 

—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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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洋尚 | Hironao KAWAI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全球现象研究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

景观人类学的基本视角

文化人类学是针对国内外“异文化”的研究,其主要方法是由人类学者到国内或海外的不同族群居住,通过长期参与来观察、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模式、思考方式及世界观等,其研究对象也包括各个民族/族群与周围环境的多样关系。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开始关注景观,景观人类学领域由此兴起。在该领域内,景观一般被定义为“被人为地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环境”,景观人类学所探讨的是不同族群利用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和意识形态等,赋予环境以文化意义的过程[1]。

人们在全球时代的正式经济条件下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景观,而景观人类学的着眼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发的景观冲突,例如在全球空间普遍均质化的过程中,许多地域都出现了带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景观。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开发商、旅游公司、学者等“外部人”创造的“外部景观”,主要为了维护殖民地统治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这类外部景观却与当地居民等“内部人”的记忆和生活实践中的“内部景观”相悖,诸多社会问题因此频发。

文化人类学家帕梅拉·斯图尔德和安德鲁·斯特拉泽曾以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原住民都那人为对象,进行了探究[2]。研究结果表明,都那人对环境的认知与其生命观息息相关。都那人认为,去世的人的尸体将变成土地中的“油”,由祖先的生命能量构成的土地能够为子孙带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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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那人会将先人的坟墓搭上简易稻草棚顶,其旁边就是种植番薯的地块。随着时间推移,坟墓渐渐与番薯园融为一体。

© P. J. Stewart & A. J. Strathern Archive

由于这一认知,1999年当开发商在当地安置巨大的石油挖掘机时,都那人立刻紧张起来,生怕这机器将土地中的“油”汲取上来[2]。通过该案例,斯图尔德和斯特拉泽指出,对开发商而言毫无特别之处的场地,却可能是当地人视若神圣的颇具文化意义的环境。因此,人类学家不仅需要探讨当地社会的环境认知,更要保护对当地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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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石油钻探设备显著地改变了新几内亚当地原始的山林景观。

© Arimele Nakisi

族群文化与景观设计

2004~2017年,笔者按照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在中国广东省的广州和梅州进行了城市景观建设方面的田野调查,并以此对景观人类学的调研方法及其对景观设计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广东省98%以上的人口为汉族,基本可分为三个族群——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广州是广府人的主要居住地,而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两座城市的政府和开发商等分别以当地各自的族群文化为基础,构建城市景观。

调研方法

首先选定几个社区(村落),在此居住,一边访谈一边观察当地人对环境的认知及其行为;同时考察当地的亲属关系、社交网络、经济结构、节庆活动、饮食习俗、民间信仰、风水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当地居民在性别、年龄、职业、经历等方面的多样性。另外,人类学家还需探讨当地的政府、学者、媒体是如何用“科学”方法,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总结出各族群文化的特色的,以及设计师又如何利用这些特色进行景观和建筑设计。由于当地居民往往无法直接表达出他们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人类学家需要通过长期的现地考察来理解景观和其他文化因素。

研究发现

在广州的老城区,青砖、满洲窗、趟栊门等建筑元素被定义为具有广府文化特色,常被应用于当地的建筑、装饰等设计中;在梅州,圆形土楼被定义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设计师青睐于利用该形状元素设计博物馆等公共设施。但设计这些外部景观的不一定是深入了解当地生活的本地人,因而这些设计可能会与当地居民所熟知的内部景观相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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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老城区的满洲窗(左)与趟栊门(右) © 河合洋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