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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爱华|何为汉学?如何汉学?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1年01月13日 17:01:57

【译者按】本文出处为:Edward H. Schafer, “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Tang Studies 8-9(1990), pp. 23-44. 作者薛爱华(1913-1991)先生是上个世纪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言系教授,曾任美国东方研究协会主席。他是一名从事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时代汉文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外来文明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本文原是薛爱华教授于198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大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旨在阐明汉学作为一门语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它回顾了欧美汉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法国汉学的历史和成就做了精彩的点评,并对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汉学研究的缺陷和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尽管薛爱华教授的这篇文章问世于近四十年之前,但它对我们今天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发展和成败,无疑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启发意义。

薛爱华

薛爱华

我最衷心地感谢出力邀请我今晚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我来这里一部分是因为我喜欢科罗拉多(Colorado),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它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表达对最心仪的那个学科主题的一些偏见,而且在这样的场合,我大概不会有被嘘的风险。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给我带来荣耀的时刻,我真心怀疑,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心里会想这也太让我风光了吧。假如是这样的话,他们有必要收起他们撅起的嘴唇,吞下他们反对的声音,因为我打算厚着脸皮来执行我这不太重要的计划。
但是,首先我要警告你们的是,我将时不时地显出一种让人恐慌的倾向,即我会援用一些生动有趣的引文来强调我的意思。我的借口或是,我有足够的谦虚承认对重要的事情别人已经说得比我说的犀利多了。假如你们觉得这难以下咽[相信]的话,我承认我还另有一个不那么体面的动机,即用这个手段有助于把我的观点和那些公认的权威们,甚至是天才人物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让我自得其乐地相信我正在进行着对自我的拯救,我不像别人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喜欢和别人抬杠的人。
首先,“Sinology”“Sinologist”以及接近废弃不用的“Sinologue”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1958年,当我被任命为《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编辑时,我曾在一封公开信里建议“Sinology”(汉学)和“Sinologist”(汉学家)这两个词应该被废弃,因为我相信它们容易在一个太过宽泛的标题之下混淆那些差别很大的学科,且容易滋生学科间的派系之争,把他们自家的学科看成是比别人家的“更好的”汉学。关注中国的政治学家们认为语文学家们不过是一些专门挖掘文本之间的差别的冬烘先生。而关注中国的语文学家们则认为政治学家不过是一些不可预言之事的先知。我们甚至见证了最近的倾向,即流行把汉学家这个词当作原来那些通常被称为“中国观察者”的同义词。现在这个称号也包括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和事实上差不多任何一位对现代中国有看法的人。显然,我于1958年提出的那个建议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现在我已开始想,我当年应该倡导的或不是完全抛弃这些惹人不快的词汇,而是应该保留它们,应当按照它的本初意义来理解汉学,并再次使用它,汉学是汉语言研究,特别是对用那种语言写成的[古代]早期文本的研究。简言之,[汉学家]当与“拉丁学家”“埃及学家”和“亚述学家”等在常用的那种意义上被同等地使用。我想说汉学这个词正是这个新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所营业务的正确名称。

薛爱华|何为汉学?如何汉学?

薛爱华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亚洲研究杂志》编辑的公开信

薛爱华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亚洲研究杂志》编辑的公开信

这样的一个定义把汉学正正好好、毫不含混地安放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这并不是说语言研究是被限定在人文科学之中的。例如,心理学家和很多语言学家所从事的语言研究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和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和他们共享同样致力于细致地评估证据而发现真理这个目的,但是,在基于哪个抽象层面之上追求真理,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抽象层面上运作的。而所谓社会科学和某些种类的历史则是在一个相当低的抽象层面上运作的。某些历史学家们,就像人文学者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和个人的东西。
奇怪的是,很多人相信人文学家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的是诸如“美”“灵魂”和“表达”等一类的东西。但是,这些词汇也都是抽象的。事实上,我们人文学者致力于做的是对人类经验的独特方面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发现及其特性的描述。我们更关注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东西,是那些特别的东西,而不是一般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那些真的无法比较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我们研究人类的特殊的创造,且不把它们当成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不把它们作为可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而是目标本身。相应地,我们不主要关注“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这个普通的概念,而是关注作为艺术构建形式的语言。当然,好的诗歌和小说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可是坏的[诗歌和小说]或也同样如此。好的文学[文献]必须是很好地构建的。这带出今晚我的第一段引文,它将语言和写作正确地放在了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以下这一段是耶鲁大学校长贾玛蒂(A. Bartlett Giamatti, 1938-1989)所说的话:
我以为人文学科就是以语言,更确切地说,以词语为中心的那些研究领域,因而,我以为激进的人文学科活动就是围绕着一个文本的解释而展开的。
而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文学所指的东西。我在伯克利的老师和前任,已故的卜弼德(Peter Boodberg, 1903-1972)教授,写到我们东方语言系的建系宗旨时,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系的主要活动定位于语文学领域,以这个词的旧有意义,即广义的文献研究,包括字源学、语法、批评、文学史、文化史和语言史、对翻译和解释原始文献能力的训练、对被公认为是思想的主要运载工具的语言[能力]的培养。如此说来,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是不可分的。
由此可见,汉学即是关注中国之语言遗存,亦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我的下一段引文更锐利地表明了这一点,它的作者更广泛地被认为是一位写作传奇故事的作家,而不是一位批评家。我指的是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引自他的《词语研究》(Studies in Words):
我曾经听说有人想完全脱离语文学而研究文学(文献);此即是说,[完全脱离]对言语的知识和热爱。或许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人。假如他们存在的话,那么,他们或许是异想天开,或许是下决心要把他们一生的时间都花在一个持久不变的和精心维持的幻想当中。假如我们带着太多的弦外之音来读一首古诗的话,甚至带着字典上的对这些词语自它出现以来的意义[的解释],假如,事实上,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些词语在我们的现代的意识中偶然产生的不管什么样的效应的话,那么,我们读的自然不是那位旧作家想要写的那首诗。我们所得到的,在我们看来,它依然还是一首诗,但那不是他的诗,而是我们的诗。如果我们简单地称这为“阅读”旧诗人,我们是在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拒绝为我们还原他的这首真实的诗而作的“纯粹语文学”的一切努力,我们是在保护这场骗局。

《词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