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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斗争的展现:鲁迅的杂文到底有多好?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1:47:29

中国近代思想斗争的展现:鲁迅的杂文到底有多好?

杂文的写作,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身份性标志。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同时进行小说、新诗和随感录等多方面的写作,但是很快地就告别了新诗,随后也告别了小说,惟是集中地写他的杂文。斗争的紧迫,心情的芜杂,已经不容他耽留在记忆和寂寞里了,因此,放弃创作而抓住一种便利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样式,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反对他的人据此讥评他为“杂感家”,喜欢他的人也无不以他的中断创作为憾。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一样忽略乃至抹杀了鲁迅杂文的真实价值。

的确,杂文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正如鲁迅指出的,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体。所谓“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文论家刘勰便把十六种文体划归杂文范畴,并且把它们都看作是“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

在鲁迅那里,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相当于“杂著”,鲁迅说他编书时,“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狭义是文体的用法,准确一点说,是应当叫作“杂感”或“短评”的。鲁迅说:“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这里包括了三个要素:一是批评性,二是轻便性,三是随意性。作为一种文体,杂文因鲁迅的实验性的运用而变得更纯熟、更完整、更丰富,既富含思想又饶具艺术的意味,从而带上范式的意义。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不问而知,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他对杂文的要求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对社会上日常事变的敏感,来自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一根本立场不可能属于单一组织或团体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的、民间的,但又是全然立足于个人的。惟其是个人的批判立场,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藉此与强权者相对抗。

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必须看到,鲁迅的战斗是个人性的,他的杂文不仅仅表现为观念和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有着灵魂的搏战,因此获得一种自觉的“荒凉和粗糙”,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其次是互文性。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由“面子”、头发、胡须、牙齿而腰臀、膝盖、小脚,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有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鲁迅杂文中蔚为奇观,形成一个庞大而幻变的互动系统。

我们注意到,鲁迅视“正史”为伪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笔记的材料;还应当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尤其杂闻,那种无法分类、不合规则、没有条理、荒诞离奇竟或平淡无奇的事件,是鲁迅所重视的。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同野史、笔记的“反历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样,鲁迅对于新闻和杂闻的使用,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反现实。

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所谓“文艺性”,最大的特点是形象化的概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述,鲁迅常常使用两个手法:一是形象化,一是类型化。譬如说中国社会是“铁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说权力者的精神毒害为细腰蜂式的“毒螫”,武力讨伐为“血的游戏”,专制统治的原则是“动物主义”;又称“吃英雄饭”的老英雄为“吃教”,称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有“创造脸”,是“才子加流氓”,他们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是“脚踏两只船”;称周扬等“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杂文中的许多概括性的说明,都运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义豁显;但也惯常地把本质性的特征直接抽取出来,划分类型或制造典型,单刀直入,十分精警。对于中国历史,他只须拿两句话来概括,便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样的例子很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