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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类学:一个扎根生活世界的基础领域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1:42:32

  文字人类学通过普遍性概念建构,诸如“文化”“结构”“象征”“亲属制度”等,搭建人与人相互认识与交流的平台;影视人类学可以绕道这些概念制作影片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影视人类学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是,悬搁这些概念工具,直接将镜头对准具体人物的生活世界,以此来搭建人与人相互认识与交流的平台。这充分体现了影视人类学的基础性特征。近日,在大阪举行的东亚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民族志电影制作视角”为主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基础理论的建构为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影视人类学丰富的作品形态植根于多样性的生活世界。笔者发言主题为学科理论探索,其余为评介本地学科实践。笔者阐述了对影视人类学的基本认识:影视人类学是一门电影本体论的新兴学科,成立于1952年,理论上已发展形成3种形态72条道路的学科格局。3种形态指零阶电影、一阶电影和二阶电影;72条道路含8条一阶电影道路(解说电影、象征电影、观察电影、相处电影、谈话电影、分析电影、方人电影、能动电影)和64条二阶电影道路。任何一部二阶电影作品都由两部具有内在联系的作品组成,完成时间及逻辑上在先的称作一阶作品,在后的称作二阶作品,一阶作品返回田野放映开启其二阶作品,二阶作品以其一阶作品返回田野放映为前提;理论上,一阶作品和二阶作品都有8种可能,其组合则有64种可能,诸如解说电影+象征电影、解说电影+观察电影,等等。

  这次学术交流的两个案例《布朗族桑康节》和《新年好》,都属于绕道普遍性概念做出来的影片,呈现了具体田野具体仪式时空的概貌性状态;它们的不足是缺失人物,缺失围绕具体人物的饱满的生活世界。这体现了作者在影片制作过程中受文字人类学视阈的局限。

  张海的《布朗族桑康节》,除了关心节日,还涉及跨国务工、普洱茶兴起等对当地的深刻影响。张海谈到了《布朗族桑康节》的局限性:其一,受作品时长局限,在民族志内容上无法面面俱到;其二,受观察电影工作模式局限,有些田野工作发现无法进入镜头,譬如社区不同类型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的《新年好》呈现了俄亚纳西族新年习俗。文章谈到作品形式创新对于民族志电影的重要性,相关探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不同主题段落建构作品,不采用常规的故事结构;其二,着眼平衡文本与音像,有限使用字幕,每个场景用字幕给出简要说明,但不给片中人对白的翻译字幕;其三,使用连贯、流动的长镜头,不固执于常规由远景、近景、特写等片段镜头组合来完成场景描述的蒙太奇手法;其四,剪辑时考虑到拍摄对象的观感,譬如有一个长镜头囊括了所有现场参与者的面孔特写画面。

  张海基于自己在布朗社区放映自己和他人的民族志电影作品的经验,对《新年好》第四项探索做了启发性回应:社区观众关心自己及身边的熟人是否出现在荧幕上,有时间感的熟人音像总是引起他们活跃的回应;相比之下,影片制作的诸如光影、构图、镜头、剪辑、结构等指标则次要到可以忽略不计。有观众从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关系的角度,对《布朗族桑康节》的距离感和《新年好》的沉浸感做了对比评议。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2017年两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展》,经过主要由影视人类学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审,金收藏奖分别颁给了顾桃的作品《犴达罕》、斗拉加的作品《冬虫夏草》。顾桃、斗拉加都不是学院人士,学院外导演连续荣获民族志电影金奖,充分体现了这个领域的开放性,并且也给学界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不然为何专业人士的作品总是赛不过非专业人士的作品。《犴达罕》和《冬虫夏草》有共同点,即作品有主角,并对其生活世界作了深入、细致、饱满的呈现。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人类学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在反思其一生学术研究时,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这个问题——“见社会,不见人”。按此学术史逻辑,发现人、发现适当的影片主角,将呈现田野人物生活的世界定义为影视人类学主场域,从完善人类学自身的角度看是适当的。换言之,文字人类学以普遍性概念为支点,影视人类学以具体人物生活世界音像为支点,构成人类学的根本知识分叉,前者以建构并使用普遍性概念术语确立自身,后者以建构并使用具体人物生活世界音像确立自身。着眼于人类学自我完善,文字人类学与影视人类学当“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