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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诗学主张及理论渊源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8月31日 12:55:29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最为渊博专精的学者之一。虽然他一生以经史子学著称于世,然其初入仕途即受重用,却是因1751年乾隆南巡献赋行在而被特赐为举人,官内阁中书。换言之,他是因文学才华而踏入庙堂的。王昶在其墓志中云:“君弱冠,与东南名士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辈精研风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余年,所进应奉文字及御试诗赋,恒邀睿赏,故诗格在白太傅、刘宾客之间。文法欧阳文忠、曾文定、归太仆,从容渊懿,质有其文。读其全集,如见为端人正士也。”这是他的莫逆好友对其文学才华的概括。

  钱大昕与妻兄王鸣盛年轻时均以擅写诗歌和古文得名吴中,诗著被沈德潜选入《江左七子诗选》。他们在紫阳书院亲炙于沈氏,承这位“江南老名士”指授,后世便认为沈德潜是钱氏诗学上的导师,实则不尽然。钱氏诗学的启蒙老师是其父钱桂发,他在《先考小山府君行述》中说:“府君独喜教不孝为诗,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谓诗文非空疏无学者所能为,贷钱为不孝购书,恣其翻阅。”钱桂发是贤明之父,能自拔于俗流,在举子们矢志功名而不屑为诗时,教导儿子作诗,并诲之以诗与学之关系;对于学术,他亦保持相当通达的态度,教育钱氏兄弟“但务实学”,不以科第为急。钱桂发之学来自其父钱王炯,钱大昕《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言祖父既重视小学,又“四部书靡不研究”。家学的潜浸濡染为钱大昕的诗歌和古文写作打下了基础。

  钱大昕因献赋而被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对这样的恩典,“貌不矜张”的他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作诗云:“葵藿忽回初日照,莺鸠何分上林栖……却笑杜陵夸献赋,五年才得尉河西。”王昶言其诗“清而能醇,质而有法”。吕友仁认为钱诗是学者之诗,“是史学家的诗”,他“大量的咏史、纪游等诗,都可作如是观”。

  钱大昕的诗学观受乡贤张锡爵和张鹏翀影响甚深。少年钱大昕曾受学于张锡爵。张锡爵晚年自号钝闲诗老,“盖以辛敬之(辛愿)、程孟阳(程嘉燧)自况”,钱氏称张锡爵“诗家长城,超程轶辛”(《钝闲诗老张先生墓志铭》)。钱大昕认为辛愿所短在于朴直,程嘉燧乏于风力,张锡爵“有实有华,根柢盘固”,诗既丰丽又有风骨。张锡爵弱冠之时便与张鹏翀、张揆方(张云章之子)、朱厚章等人结社酬唱,“抗志希古,不为俗学,间就正于族父朴村征士,所得益博而醇”。他学诗就正于张云章,钱大昕言其“根柢盘固,亦正而葩”,当不是虚誉。

  张锡爵与张鹏翀乃族人兼诗友,诗论接近,张鹏翀和御制诗时云“小臣生长文章薮,早作诗坛牛马走”,表明其诗学来自嘉定诗教传统。张鹏翀好盛唐之音,“不趋险僻,不尚纤靡”(马荣祖《张南华宫詹诗序》),他的诗观渊源于程嘉燧的性情论。

  一般而言,少年时期所受影响往往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终生的印记。因此,我们可由张锡爵、张鹏翀的诗论来理解钱大昕少时所处的诗学环境。钱氏岳丈王尔达论诗宗苏轼、陆游。苏、陆虽是宋诗宗师,但精神风骨与唐诗相通。钱氏受岳丈影响,诗学取径唐宋大家,一如其古文之路数。他的诗论集中在《李南涧诗集序》《瓯北集序》《春星草堂诗集序》等文中。

  钱大昕评李南涧诗曰:“读之似近而远,似质而雅,似浅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鸣者也,此不言穷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诗人之性情而必传之诗也。”这是典型的“性情论”,强调“不徇乎流俗之嗜好”。《瓯北集序》更充分地表露了他的诗观:“沧浪比诗于禅,沾沾于流派,较其异同,诗家门户之别,实启于此。究其所谓别材别趣者,只是依墙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转蹈于空疏不学之习……秀水谓诗必原本经史,固合于子美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之旨,然使无真材逸趣以驱使之,则藻采虽繁,臭味不属,又何以解祭鱼、点鬼、疥骆驼、掉书袋之诮乎?夫唯有绝人之才,有过人之趣,有兼人之学,乃能奄有古人之长,而不袭古人之貌,然后可以卓然自成为一大家。”他的诗论综合了严羽与朱彝尊两家之长:以学识为根本,以真材逸趣为动力,才、趣、学缺一不可,方能卓然自成一家。他的“才、情、学”合一之论与“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黄淳耀、钱谦益诗论一脉相承。实学加真性情,也使他的诗自别于他人,不需袭取古人面貌。他既反对空疏不学,又反对无性情面目地掉书袋,可见其视野开阔、胸襟坦荡,能出唐入宋,博采诸家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