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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实践民俗学理论与本土话语体系构建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3日 20:14:55

  社会转型时期,在全球化语境下,民俗学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本土文化事象与生活实践为研究领域的民俗学,可以在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发出本土声音方面做得更多。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正在经历着不同的生活革命,这些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的大变革,并继续生活下去,是现实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议题。如何通过民俗研究,将这种关乎人类知识的公共议题,以本土话语表达出来,并提出中国方案,是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文本到生活:

  当代民俗学的实践转向

  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转向,为实践民俗学本土理论及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传统二元论思维方式逐渐陷入困境,在对人类行动或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实践理论转向思潮。推动该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维特根斯坦、加芬克尔、福柯、布迪厄、吉登斯等。尽管分属不同学科领域,但他们的基本预设大体相同,即实践与意义世界直接关联,通过实践分析可以探寻意义世界。尤其是布迪厄倡导的实践研究,更是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经过数十年发展,实践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体系,深刻影响到国内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在不断推进的经验与理论研究中,有关实践的概念、实践的构成要素以及实践的哲学思辨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刻的阐发,这些为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转向深刻地影响到世界民俗学,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民俗学。20世纪六十七年代,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学科困境,主要表现在学科日益边缘化、专业从业人员日益减少、民俗学研究对象式微等方面,部分国家甚至取消了该学科。为应对学科危机,美国民俗学界较早出现了从传统文本和语言向行动与社会语境分析转变的实践转向,同时产生了直接面向实践的公共民俗学。实践理论方面,20世纪70年代,在多尔逊、罗杰·亚伯拉罕、理查德·鲍曼等人推动下形成影响深远的“表演理论”。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少学者直接以实践为导向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个体叙事、政治实践、民俗知识生产等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有艾米·舒曼、杰伊·梅赫林、欧文·琼斯、多萝西·诺伊斯等。综合反思和借鉴以上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廓清实践民俗学研究边界与研究领域的问题。

  德国民俗学的实践转向发轫于日常生活研究。作为现代民俗学源头之一的德国民俗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遭遇重创。20世纪60年代初,民俗学家鲍辛格发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奠定了重建后的德国民俗学以经验为基础、以当下生活为研究路径的学术指向;其在《日常生活的启蒙者》中对于“日常生活研究”的洞见,为德国民俗学乃至世界民俗学日常生活实践转向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路径。

  实践民俗学:

  一个新兴的学术话题

  就国内民俗学而言,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民俗学初创时期已有面向生活实践的研究旨趣,如顾颉刚等开展的妙峰山庙会研究等,但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在实践理论上有较为系统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学科恢复之初,学术脉络基本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形成的学术传统,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未得到及时更新。20世纪80年代末,源自欧美的表演理论、叙事学、日常生活等理论先后引入国内并持续形成广泛影响。进入21世纪,语境理论、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民俗主义等理论传入国内,引发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反思民俗学理论建设问题。这些反思性研究最终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即在日常生活转向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实践民俗学”概念。

  近几年来,在吕微、户晓辉等学者的持续关注与推动下,实践民俗学逐渐成为民俗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以上学者的研究,大体可归结为四条路径:一是实践哲学层面的纯粹学理讨论,即从实践理性和现象哲学出发,寻求实践民俗学的合法性;二是立足日常生活和意义世界,将实践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三是将实践作为研究目的的应用民俗学、公共民俗学研究,将实践民俗学作为研究路径;四是将民俗学本身视为学术实践,并在实践理论引导下对学术过程及作品呈现形式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等。

  实践民俗学的学术实践:

  一个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