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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新新现实主义者,他用电影创造自我、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8月01日 18:51:56

原创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费里尼:新新现实主义者,他用电影创造自我、

费里尼:新新现实主义者,他用电影创造自我、

作者
Sight & Sound
February 2020
译者
武希钰
编辑
蘇打味
这位欢乐又独特的意大利导演从新现实主义传统中脱颖而出,创作了一系列奢侈且又随心所欲的电影,这些电影都像梦境般强烈。在英国电影协会(BFI)为庆祝费里尼诞辰一百周年而举办的大型回顾展期间,我们将探索费里尼作品中的某些主题,它们让这些作品成为20世纪艺术电影中无比绚烂的巅峰。
—— Pasquale Iannone
1920年代中期,意大利东海岸的里米尼镇上某个拥挤不堪的电影院里,一个小男孩坐在父亲的臂弯里,抬头盯着银幕上闪烁的影像。影院里闷热难耐,消毒喷雾刺鼻的气味久久弥散在座席周围,吸入喉咙就会黏附在气管,观众不由昏昏欲睡。男孩看得入了迷——他的心被银幕上的影像紧紧攫住:有色彩斑澜的异国女性,还有教堂、牧师组成的黑白影像。他正在看的电影名叫《地狱里的马其斯特》(Maciste all’inferno,1925),是这个传奇历险电影系列的最新一部,巴托罗密欧·帕迦诺(Bartolomeo Pagano)在其中饰演了与他同名的大力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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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切到四十年后:这个小男孩如今成了一位电影导演,名字叫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他在一部讲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导演笔记》(A Director’s Notebook, 1969)中再现了这次发烧一样的首度观影经历。这绝不是费利尼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深入挖掘他的童年经历——他在里米尼的首次观影中体验到的那种超乎寻常的气氛,将渗透进其后所有的电影作品中。
毫无疑问,费里尼是战后艺术电影的一位巨擘,其高度与同时代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黑泽明(Kurosawa Akira)相当。他的声誉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他的两部电影《大路》(La strada, 1954)和《卡比利亚之夜》(Nights of Cabiria, 1957)都在奥斯卡斩获奖项——这两部电影均由他的妻子、缪斯朱丽叶塔·马西纳(Giulietta Masina)主演。20世纪60年代初,《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与《八部半》(8 12, 1963)奠定了他的影坛地位,这两部电影的中心人物都是他那位备受欢迎的自我化身——马塞洛·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费里尼的电影世界变得越发奢华、过度和梦幻。然而,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批评家都对他明显地退缩到自我放纵与唯我主义中感到失望。像卢齐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一样,他常因回避处理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而备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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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和黑泽明
对费里尼后期作品的这种简单化的议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诸如导演那种一向随心所欲的风格,对性别和性事的态度,以及对怪诞事物的拥抱,常常会惹人白眼。然而,在正视这些批评的前提下重新审视费里尼的电影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位在视觉上具有无比野心的艺术家,一位充分探索了电影自我表达潜能的导演。他始终如一执著探索电影本身的意义,也在漫画书与电影院、马戏团与电视机之间,探秘电影与其他文化形式的联系。
如果批判立场稍作改变,就不难发现费里尼在同辈电影制作者中的声誉一直很不错。甚至早在《大路》取得国际性的突破之前,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就曾挑选出他的作品加以称赞。在20世纪60、70年代,像肯·罗素(Ken Russell)、伍迪·艾伦(Woody Allen)、大卫·林奇(David Lynch)、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这样的影人都曾向他找寻灵感(1990年费里尼拍摄电影《月吟》时,佐杜洛夫斯基曾到片场访问他,一见面,这位智利导演就伸出双臂,兴高采烈地向他打招呼:“爸爸!”)。而在意大利当代电影制作者中,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无疑是最明显地沿用了费利尼模式进行创作的一位,尤其在诸如《家庭朋友》(The Family Friend, 2006)和《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 2013)这样的作品中,他那无比欢乐的巴洛克套路以及对怪诞的喜爱展露无遗。索伦蒂诺确凿证实了(也正如最近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和学者所论证的那样),不论费里尼关注的对象是软弱的小镇青年,还是大城市里的风云人物,他都远非一个不关心社会政治的寓言家:他不仅是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最重要的编年史家之一,更是意大利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