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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5月14日 09:29:02

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京杭大运河淮安段。

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京杭大运河中的货船驶过无锡黄埠墩。 图据新京报

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通州皇木厂村口摆放的附近运河出土的巨大石料。

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体现古代京杭大运河繁盛的《姑苏繁华图》。

□ 倪玉平

清代北京每逢会试之时,各地数万考生聚集于京,这些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商业的发展。“京师买卖,逢乡试会试年尤盛”,“休言刻下无生意,且等明春会试来”。(得硕亭:《草珠一串》)很多北京的居民做起出租房屋的买卖:“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通过给出租房起一个吉祥的名字来获取额外的利益,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做生意手法。每当此时,“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麕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商人们大获其利。

特殊的贡品

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八个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万~400万石的粮食(漕粮),供皇室亲贵、官员、百姓、兵丁等食用。漕运对于北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除了稳定供应北京粮食,还携带其他商品至京贸易。乾隆年间,允许漕船回空时携载黄豆、瓜果、麦子等农作物,每条漕船的运载量上限为60石,雍正七年(1729年)时增至百石,嘉庆四年(1799年)增加为150石,这些携带的货物(土宜)都是免交关税的。同治五年(1866年),进一步规定回空漕船可以携带成本银500两的货物。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棉布、丝绸、茶叶、木材、纸张、瓷器、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则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和土宜。清代每年有6000多条漕船行运,由此不难想见,当时每年在运河上往返商品的数量之巨。

除了漕运,运河还要运送一些特殊的贡品。鲥鱼、杨梅和枇杷等江南新鲜物品,是明皇帝与宗室最喜欢享用的食品,运送的船只称为贡鲜船只。清朝的嘉庆皇帝也非常喜欢吃槟榔。贡鲜船在运河上行走时,不限时间,船到即须启闸。另外,朝廷每年还要从云南往北京输送大量的铜,以制成铜钱供百姓流通,这些船只的数量也非常多。

明清时期,南北经济交流频繁,京杭大运河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除九江关为长江关外,其余七个均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河西务(清时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天启年间,运河七关商税每年收42万余两,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清代商税收入进一步增加,运河沿线各关的税收已增至140余万两。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5%征收,由此也可倒推清代商品贸易的总量。

康熙和乾隆南巡

清代北京有四个税关:崇文门、坐粮厅、左翼和右翼。崇文门税关的地位非常重要,照例由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兼任税务监督。崇文门所收关税以茶、酒、烟、布等商品为大宗,数量常年保持在30万两的水平。位于通州的坐粮厅也很重要,“悉系南来货物及粮麦猪酒等税”(《明清档案》,档案号A97-118),主要根据货物的价值,分为落地、起京计数科税。如果货物在通州地区销售,会征收货物价值的8%;如果运往北京,税率为3%。1776年,朝廷更改坐粮厅的税率:谷米按石征税,牲畜按数量征税。左翼负责北京东部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的税收,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西直、阜城、西便、广安、右安、永定七门的税收。除征收商税外,左右翼还征收北京东部和西部的房地税银(房产交易税),每年税收各有几百两至千余两不等,由此也可直观感受当时北京房产交易的盛况。

康熙南巡和乾隆南巡是清代政治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两位皇帝先后共12次南巡,对于稳定江南政局,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巡跨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往返的水陆里程3000余公里,每次历时都在100余日。康熙、乾隆南巡过程中,都以视察民情、治理河道为重要目标。为了笼络江南士人,弥合民族矛盾,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1736年)曾分别举行了博学鸿儒与博学鸿词,以促进满汉统治阶级合流。除了在北京开特科,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多次在南巡时召试诸生,给予功名,对于江南士人认同清王朝的统治,同样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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