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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写作生命力强劲持久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16日 17:19:22

现实主义写作生命力强劲持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成果,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家和精品力作。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创新频频,题材丰富多样,各种观念思潮涌动,其中取得成就最大的还是现实主义写作,再次证明现实主义写作具有强劲持久的生命力。”10日下午,著名文学评论家周思明做客宝安区图书馆,带领宝安读者一同泛览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长河。

“十七年”文学成绩不可忽视

周思明以小说创作为例,首先谈到1949年-1966年“十七年”文学。在他看来,“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不可忽视,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如“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以及《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这一时期的小说总体可分两类:一是乡土题材;二是革命题材。《红旗谱》讲述冀中平原以朱老忠和严志和两家为主的三代人与地主恶霸斗争的故事,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重要事件,围绕着主线的还有对人物遭遇的补充,如朱老巩年少下关东、严志和父亲严老祥闯关东前对家人的不舍等细节。《保卫延安》中老兵宁金山、新兵宁二子分别7年之后竟在部队里因一次讲话得以相认。小说通过巧合把偶然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大提高,最终激发读者的阅读美感、推进事件进程。这些作品结构完整、叙事清晰,围绕着一条线索将故事讲述完整。总体而言,由于深受当时政治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一体化”或“一元化”态势,文学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审美形态等表现出高度趋同倾向。

1966年-1976年期间有没有文学?文学界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周思明认为是有文学的,但确实很少。以小说为例,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激战无名川》《江畔朝阳》《飞雪迎春》《桐柏英雄》《征途》《剑》《春潮急》《分界线》《万山红遍》等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该时期小说形态乃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一元化、“三突出”的痕迹明显;作家普遍缺少主体性,往往按照主流意识形态规定去写;只是在文学语言、个性刻画、故事建构等元素上,可以见出作家们的水准高低。其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如《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桐柏英雄》《万山红遍》等。

改革开放40年文学呈多元化态势

改革开放后40年来,中国文学硕果累累,尤其在小说创作方面,摆脱了之前“高大全”模式,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塑造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如陈奂生、香雪、高加林、巧珍、乔光朴、李向南、倪吾诚、章永璘、许三观、福贵、张大民等,成为新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标志性典型人物。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在1978年被推至一个临界点,这一时期既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也意味着一个持续的“乍暖还寒”的险境。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发表,呼应了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为短暂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控诉并释放了大众对于民族灾难和个体创伤的哀怨。接下来需要重新面对新的生活,因此,改革文学代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大潮也是时代所需。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问世,改革文学就此开启。此时的改革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涉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不再是依靠个别英雄来完成改革的图景,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交错的原生态。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的《春之声》等一系列小说、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我是谁》等都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意识流”的痕迹。1984年之后,在“文本自身建设”的小说观下,先锋小说大量涌现,王蒙、刘索拉、韩少功、刘星等作家写作一批先锋小说,疏离、解构了传统叙事模式。1985年以后,小说呈多元化发展。“新写实小说”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代表作有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转向自我,出现了王朔的“痞子小说”及卫慧、棉棉的“下半身写作”等复杂形态。9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不断推进,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加剧,官场出现腐败现象,改革与反腐在作家笔下产生一种新的联系,代表作有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周梅森的“改革三部曲”、张平的《抉择》《天网》、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到了新世纪,小说家们告别了先锋探索,集体回归现实主义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