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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源:隐士石涛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4月24日 05:37:06

谈隐士石涛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中国文化,仅仅四个字,但我们却很难用简单的词汇去描述她。我们常用一些精炼的词汇去概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比如说到法国文化大家就会说:“浪漫”, 这个说法,法国人自己也觉得挺满意,因为浪漫源自于一颗富有热情地去营建生活的心,说中了法国人的民族气质;再比如说到美国文化,那是很简单的两个字——“自由”,因为美国几乎是在一片处女地上建设的国家,古老亚洲的烽烟飘不过太平洋,悠久欧洲的战火烧不到大西洋,茫茫大洋使美国人在心灵上与旧世界划清了界限,因此他们特别喜欢张扬他们的自由。

但当我们说回中国文化,为什么解释她竟需要那么复杂的文辞呢?那是因为,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不停地演变。甲骨上的祝词出现在若干年后的钟鼎上,但文字已非当年面目;孔子编撰的《诗经》流传数百年后,诗分三家;汉兴煌煌大赋,而两晋之后取其绮靡为骨;唐诗多感遇,而宋词多丽曲。千年之间,真不知道有几多开宗立派,几多式微湮灭,几多烧尽藏书阁,几多弦断广陵散……在无数次的云卷云舒,潮起潮散之后,我们如同鸿蒙初开的小孩般站在厚重的积淀前,目瞪口呆。

大约一百年前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主流,而今中学生读一百年前的白话文已经要翻书问老师。数十年前白石老人暮年变法,红花墨叶开一代之先河,而百年之后,后来者又如何画齐老的画?我们不可能得到答案,似乎我们也不必得知,因为我们想到这里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自盘古开天到如今,从来就是在演变的风潮里吟诗,作画,题词,钤章。不但我们的技艺在演变着,我们的观念和立场也在演变着。用一个时代的标准去衡量未来,就好比在洪流里立一根旗杆,滚滚洪流过后,不但洪流没了踪影,可能连立杆都找不到踪影了。

环境在变,我们身边的人在变,我们所使用的信息也在变,那就使我们就不得不去改变自我以适应这些改变。因此演变是像齿轮一样,一个齿轮转动就会带动其他齿轮转动,尽管最初这种转动可能非常缓慢,但最终会改变整个社会。这种演变,无法阻挡,任何挡在这个大齿轮轨道上的物体,都会被碾得粉身碎骨。

就艺术领域来说,在一个时代里,艺术家们首先开创了风气,然后传播开来,形成了整个时代的风气。这种时代风气有其正面和负面两种作用:正面作用是,风气带着该年代深深的烙印,是时代面貌的抽象浓缩,它以鲜明的特征,独特的技艺,以及后世不可复制的神韵,顽强地抵抗着演变。负面影响是:它的思想会极大地影响后来作品,在演变过程中,渐渐地僵化,歪曲掉事物的本来面目。最后埋葬该风气的,正是其自身。

石涛在《画语录·变化章》里谈到风气的演变,他明确地提出:“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开宗明义说了:画就是不断变通的。但是中国的文化喜爱慢慢演变而不是忽然的革命,演变是个漫长的盛极而衰的过程。因此总有些人,对丢失了本来意义的东西死抱不放。石涛就谈到了当时那些不懂演变的道理、一味泥古不化的人:“今人不明乎此,动则曰:‘某家军皲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淡,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知足娱人’”这里的几个“某家”,应是当时的名家流派,可以解读为当时风气的引领者。这里的“今人”,则指当时的画坛,石涛毫不讳言地指出当时画坛的愚昧,并不客气地说:“(那样的话)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有哉!”

然而正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说:“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始终无法脱离当时风气的影响,即使是刻意规避时风的影响,依然可以在作品里流露出来,就好比在风沙麦浪里看到了风的姿态一般。”既然逃不出风气的影响,那又如何做到不食某家残羹,不为某家役仆?

《画语录》是这么提到这个问题的:“或谓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约我也。我将于何门户?于何阶级?于何比拟?于何效验?于何点染?于何鞟皲?于何形势?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

石涛的回答很透彻:“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何师古而不化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