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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定芳/林存阳:清代学人的价值取向与乾嘉考据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8日 18:39:54

  一、“通经明道” 的学术宗旨

  乾嘉学人的学术主张、治学专长容或有异,但以经史考证为致力所在则为一时的主流学术思潮。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其时学人群趋于此种学术取向?显然非文字狱威迫之单一外因所能解释。欲深探其因,则其时学人所秉持的价值和信念,应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清代考据学自清初遗民学人发皇①,迄于乾嘉而蔚为大观。诚然,作为一种治学方法,考据学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通经明道” 的手段,则为乾嘉学人所最重,而以训诂考据为“通经明道之钥”则实启自清初大儒顾炎武。所以,尽管自明中叶以降即有一股以杨慎、陈第等为代表的考据学伏流,在阳明心学的主潮下潜滋暗长,但乾嘉学人多推尊顾炎武为“清学之开山”,近人亦以顾氏为清学之“典范”。揆诸史实,顾氏的开山之功,厥在如下诸端。首先,顾氏标举出“经学即理学”这一对清学具有深远影响的命题②,并在此一题旨下为乾嘉考据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即“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顾炎武,第73页)其次,擘画出乾嘉考据学基本的治学范围,顾氏之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等遂成为乾嘉学人究心之所在。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为考据学确立了“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钱穆先生尝揭示道:“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钱穆,1997年b,第148页)钱先生之论,可谓深得清学三昧。

  在明清易代、异族入主而致中华文化面临中断之虞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汉文化的代言者,明遗民士人所共奉之信念就是以“明道救世” 为治学之鹄的, 以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 为“斯辈之任”。顾炎武倡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第98页)其所谓“救世” 即不胶着于“一姓之兴亡”的“救国”,而汲汲于文化上的“保天下”。黄宗羲认为,明亡后“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人物”(黄宗羲,第49页),所以他说:“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同上,第422页),他自己更是以“医国手” 自期,“视天下事以为数著可了,断头穴胸,是吾人分内事”。(同上,第349页)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1962年,第546页)自期,“孤行而无所待”以“保其道”。(同上,2013年,第441页)费密则作《弘道书》以明其志。陆世仪所谓:“学道贵能自任,盖既自任,则便有一条担子,轻易脱卸不得。”(陆世仪,第9页)尽显其作为遗民的“任道”之笃。王猷定曾为《广宋遗民录》作序,借“论宋”而自道:“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遗民也”。(王猷定,第166页)后屈大均循王氏之意直言日: “嗟夫,逸民者,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盖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则天下与存。”(《屈大均全集》,第394页)如此言说,与顾炎武所倡言显属同一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