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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明:作为范畴、视角与立场的家乡民俗学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7日 06:26:22

  摘要:家乡民俗学,既是对以家乡生活文化传统的观察与研究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研究取向的一种事实概括,更是结合新的学术思潮,对这种取向所生发和呈现出的视角与方法的总结,换言之,家乡民俗学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它包含着如下几个突出的特征: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同情理解,理性批判;朝向当下。同时,家乡民俗学又是一种立场或态度。这种态度,基于比较的视野,具有鲜明的“间性”特征。在这种“间性”比较视野下,家乡民俗学者可以结合过去的生活经验与当下的学术实践,发现并揭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联,进而反思民俗学以往那种“朝后看”的问题和局限,推动民俗学更多地“向前看”并朝向未来。家乡民俗学由于是在与异乡、与他者的对比当中产生的一种有关家乡、有关自我的特殊研究范畴,因此能够使研究者更好地立足于自身,在认识自己的前提之下,更清楚地认识“我”在 同“他”交往过程中的位置,从而更恰当、更全面地理解“我与他”的关系,更有效地建设包含了更多“我”“你”“他”的、朝向未来的“我们”,也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家乡民俗学核心概念的“家乡”在涵盖范围上的伸缩性,尤其为这种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家乡民俗学;民俗学视角;主体间性;文化交流

  作者/译者简介: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室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对于家乡民俗事象(包括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和研究,是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兴起至今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这个可以用“家乡民俗学”来概括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品格。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很少有研究者就这种学术取向的优劣得失等提出问题并予以学理性的解答,更缺少从这个维度来思考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学术成果。家乡民俗研究,成了这一学科中仿佛不证自明、毋庸置疑的一种取向。如果说,在学科发展的早期,这种指向本乡本土的研究取向是一种自为的实践,那么,在民俗学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日益增多的形势下,对这种取向进行自觉的反思,应该说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2002年前后,我在学术界一些同仁的启发和激励下,结合学术史的梳理和个人田野研究经验的总结,首次提出“家乡民俗学”的概念,引起了诸多同行的兴趣和呼应。十多年来,经过大家的不断讨论和参与研究,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命题。它不仅可以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民俗学学术史、深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反思学术伦理问题指出新的方向,也可以为理解当前社会普遍关心的“乡愁”话题,以及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问题,提供民俗学的特殊视角。

  一、家乡: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场域

  家乡及家乡民俗,自民俗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在许多国家都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在德国,受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早期民俗学的研究者始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本土、本民族的农民文化之上[1]。二战之后,随着学科的转型,以民俗学的视角与方法对都市文化的观察和研究成了德国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种转变,更使得“家门口的文化”成了常见的研究对象[2][3]。在日本,作为民俗学创始人的柳田国男所倡导的“一国民俗学”,则始终强调民俗学应该“以自己国家为对象”,它成立的前提,“必须是本国人从事研究”[4]①。

  ① 关于日本民俗学早期在本土或家乡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笔者承蒙王晓葵教授慷慨借阅他未发表的课件材料,深受其启发,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尤其突出。从作为现代学科的民俗学诞生以来,直至今天,调查研究者在自己家乡进行民间文学和各种民俗文化事象的搜集、记录和研究,就构成了整个学科的主流,中国民俗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论、方法乃至学术伦理等诸多方面的独特属性。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概念简明扼要地概括中国民俗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特征,“家乡民俗学”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家乡”的概念作一界定。家乡,似乎本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但当把它与“祖国”“本土”等本土人类学语境中的概念相提并论时,又可能因外延的无限扩大而变得难以把握。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家乡”所指的对象会有所不同[5][6]。对这一点,埃文思-普理查德(Evans-Prichard)在谈到努尔人有关“此英”(cieng,家)的概念时,有十分生动、精彩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