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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姝:文学批评是交流是争论更探寻文学可能性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0年03月26日 10:01:36

原标题:王姝:文学批评是交流是争论更探寻文学可能性

王姝:文学批评是交流是争论更探寻文学可能性

王姝:文学批评是交流是争论更探寻文学可能性

  在山西中青年评论家中,王姝是很有个性的一位。她非常认真,不论是名家之作还是普通作者的作品,都会认真去读,边读边记。同时,她非常率真,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都慷慨陈词,直抒胸臆。

  王姝小的时候,父母对她的教育十分宽松,她可以做自己任何喜欢的事情,阅读成为她的最爱。要说从事文学创作的转折点,就是她第一次进入山西省作协小院,在这里感受到了文学殿堂的神圣和愉悦,让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她热衷于文学评论,《文本与现实的重逢》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不是偶然,这是一部文学评论作品专集,分《概观与综述》《作家与作品》《网络文学观察》《剧场与光影》四部分,共30余篇。这些文章从文本出发,客观地分析作品,形成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发现闪光点,指出不足之处;这种批评方式对作家、对读者都有收益,对当代文学领域也很需要。

  王姝,女,1978年生,山西太原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影视文学创作。电影剧本《给我一支枪》曾获山西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在谈话时,一谈到文学评论,王姝就神采飞扬、锋芒毕露,一如她的文字,可以感受到她的率真,以及她的批评立场。

只要坚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风景 这份殊荣,让我在这条路上更加虔诚

  山西晚报:您的评论作品《文本与现实的重逢》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这个奖项是山西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对于您来说,应该是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为了这个目标,您是不是走了很长时间?

  王姝:如果从我大学毕业来作协上班,接触文学工作开始算起,这条路确实是走了很长时间,可以算是长跑。但我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长跑选手,因为跑得很慢,而且有时候会耐力不足,所幸一直有很多人在鞭策我。生活经验告诉我,人生和人生里的每件事其实都是一次长跑。天赋有别,条件各异,甚至起点和终点也未必相同,但是只要坚持,一直跑下去,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得奖应该不是我坚持这项工作的目标,因为获奖这种事可以心向往之,但却是可遇不可求。做个不恰当的比方,村上春树陪跑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得过,但是肯定不会影响他在文学道路上的追求。“赵树理文学奖”是我们省文学的最高荣誉,能获奖是对过往的认可,很荣幸也很感恩。文学评论是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得不得奖我都会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殊荣和鼓励,我想我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虔诚。

  山西晚报:谈谈获奖之后的心情。

  王姝:当时正开着车等红绿灯,从微信里看到这个消息,一激动没听到导航提示,本来应该左转,直接直行了。从事文学工作十几年,第一次报名参评“赵奖”,虽然也宽慰自己抱着“打酱油”的心态,但肯定还会有点忐忑,毕竟每个报名参评的人肯定都还是因为看重这个奖,所以才参与的。

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个翅膀 有使命感的评论家别把路子走太窄

  山西晚报:有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批评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是这样吗?

  王姝:好的文学批评、建设性的文学理论,肯定会从创造、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影响甚至引领同时代的文学实践。

  创作和批评——作为文学的两翼,在古今中外文学的每一个辉煌时刻,都是比翼齐飞、相得益彰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评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首先吹响了“小说界革命”的号角,为小说正名,奠定了小说这一文体“文学之最上乘”的江湖地位,并影响至今;我们山西文学的旗帜——以赵树理、马烽等为代表的山西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也正是因为文学批评家李国涛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且说“山药蛋派”》,才被冠以“山药蛋派”的名字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享誉全国并最终被写入文学史册的。

  不光是文学,任何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批评的存在。例如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兴起,就是源于一批影评人不遗余力的鼓与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合在《电影手册》杂志下的一群法国年轻影评人捕捉到,在好莱坞的冲击下,传统电影制作模式岌岌可危的时代命运,旗帜鲜明地提出“作者电影”的理论,强调在艺术上突破传统的电影手法,用长镜头来代替蒙太奇规则,用随意的移动镜头来代替景对景的拍摄,用真实街景和日光来代替摄影棚和摄影灯,用大量的分切来加快电影的节奏,用纪实性代替戏剧性……于是才有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四百击》《广岛之恋》《筋疲力尽》……而这样一次影响世界的电影运动也因为影评对它产生的巨大作用,又被称为“电影手册派”,批评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实,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批评存在意义的问题。我也时常在问自己,批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是为了影响作家的具体创作?还是为了引导读者的审美体验?都是,也都不是。

  所谓都是,文学批评的交流对象确实是这两个群体——作者和读者。不读书不写字的人,谁会关心文学批评?关注文学现象、文学事件、阐释文本意义,通过对作品的剖析,从题材选择、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具体层面给作家提供有益的启示,分享我们的阅读体验,引导读者去发现艺术之美……这些都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但我觉得一个有使命感的评论家不应该把这些看做是从事文学批评的终极目标,这样就把文学批评想小了,也走窄了。

  批评者对作品的批评,不应该仅仅被理解成针对某个作家或作品的具体行为,应该是借助对文本的阐释,实现介入更广阔社会文化领域的可能。在对文本进行美学阐释的同时,应该做出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阐释,让文学批评更具公共性和当下性,否则将无法真正理解当代文学最内在的秘密。当然做到这些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才情,需要相当开阔的眼界,我自己还远远做不到,所以我会把它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小时候有好多时间可以读书 走进作协小院,感受到文学的神圣

  山西晚报: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路的?是受到家庭的熏陶还是受到哪位老师的影响?

  王姝:我们家上数三代没有一个人是搞文字工作的,所以谈不上家学渊源。我妈妈是医生,爸爸当过工程师,后来经商。如果说家庭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就是比较宽松,有好多时间可以读书。从来没听他们说过你将来要做什么,或是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搞歪门邪道,做自己喜欢的就行。

  我大学念中文系,毕业后通过考试进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也算是专业对口。坦率地说,我不是因为对文学抱有什么执念,甚至年少时从来没想过会从事文学工作。但当我第一次走进作协小院,分外能感受到文学的神圣和愉悦。那时候,好多老作家还没有退休,有的住在院子里。马烽老师常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看年轻人打羽毛球,甚至会点评每个人打得怎么样。见到每个比你年长的人,你叫老师就对了,几乎每个老师都很会讲故事,每一件文坛轶事都能被演绎成一段传奇,即便是说人“坏话”也很有趣。在作协,作家们可能会按照走路姿态、说话语调,把院子里的人归类,而且每个人都能被模仿得惟妙惟肖。跟作家们在一起,生活会很有趣。

  当然,院子里还有批评家,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山西乃至中国评论界的扛鼎之人。前面提到为“山药蛋派”命名的李国涛老师,没事儿常在作协的小院子里坐着,特别爱跟年轻人聊天。如果你不写作,他就跟你拉家常,比如怎么教育孩子;如果你搞创作,他就会给你提建议、鼓励你。你不仅能感受到前辈们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更会折服于他们那份热爱文学的初心。作为刚踏入社会又接触过一点文学的年轻人,你很难不喜欢上这样一群人,然后爱屋及乌,进而喜欢他们从事的事业。而且在几代批评家的努力下,山西评论界的风气很好,不论你是做什么的,身处哪里,成就如何,甚至写得没那么好也没关系,只要你想做这件事,他们就会全力地接纳你、支持你、帮助你,很容易让你产生归属感,觉得这就是个大家庭。

“山药蛋派”已经成为过去,其现实主义品质对山西文学影响深入血脉

  山西晚报:“作者持续追踪山西文坛动态,积极介入文坛现场,密切关注新锐作家和实力新作,将真切的阅读感受与强烈的文学史意识相结合,努力形成明晰的文学坐标。”这是“赵奖”对您作品的评价。您觉得当下山西文坛是怎样的状态,或者说山西文学在全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王姝:山西是文学大省,这不是我说的。每次去外面开会,别人一问你是哪个省的,我说是山西的。常常就会有人跟你说,山西的呀,“山药蛋派”厉害啊,年轻人搞创作的也多也勤奋,现在还有大牛刘慈欣,中国科幻文学的旗帜。说到具体的工作,也有人会说,你们作协还能找出人年年搞各个文学门类的评论综述啊,不容易,我们没那么多搞批评的。评价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别人眼中的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坐标。当然,文学大省的位置是历代山西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同时,我们还得看到差距,纵向上,与“山药蛋派”“晋军”的差距,现在山西文学的影响力不如从前,当然这与文学整体影响力的下降不无关系,一部作品洛阳纸贵,文学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即便是横向上,我们与上海、陕西、河南、江苏等文学强省的差距也还是有的,这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关系,但是与我们文学自身也有关系。

  山西晚报:刚才也谈到了“山药蛋派”,您觉得新锐作家和老一辈“山药蛋派”作家有什么不同?

  王姝:无论是个人的知识结构、创作理念,还是所面对的社会生态、文学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我们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作家在写乡土,坚持地域话语写作,但是乡土之上的生产形态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变化肯定会反映在创作中,导致两者间的差异。

  “山药蛋派”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现实主义的品质对山西文学的影响是深入血脉、静水深流的那种。对新锐作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写作题材的乡土性方面,更体现在他们创作的人民性,对现实社会的热切关注,对大众命运的深度体验,对生活感受的忠实表现等各个方面。

  每个写作者都是有水土根性的,这种影响甚至不仅体现在传统作家的写作中,有个网络作家就跟我探讨过“山药蛋派”对她写作观甚至是世界观的影响。传统,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

文学批评,就是批和评,正反都要说 文学评论要下沉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山西晚报:文学批评,所谓批和评,就是正反两面都要说,但也有人质疑当今的文坛根本没有批评。

  王姝: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说,被人们称作“利益批评”“关系批评”,所以导致批评从来没有批只有评。但我没经历过,也没见过我周围有所谓的利益批评。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评论家能靠批评别人养活自己的。有一个很资深我也很尊敬的评论家曾在一个讲座上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通常批评一部小说,需要在一周的时间内读二十万字左右的作品,然后经过深入思考、查找资料、选取角度、酝酿结构、组织语言,写出一篇两三千字的评论文章,最后也就拿到几百块稿费,那是我应得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没人会因为自己应得的再去挖空心思吹捧别人。

  山西晚报:那么,是不是存在批评力度不够的问题?

  王姝:存在。原因主要是面子问题,圈子就那么大,大家碍于情面,怕说得太狠,伤和气。第二,鼓励问题,特别是面对一些刚起步的作者,鼓励是必须的。他不是成熟作家,写得不好是明摆着的,但你不能一上来就把人说崩溃了,所以需要一分为二说,有批评有肯定。第三,水平问题,说好话容易讲坏话难。你想发现别人的问题,首先你得比别人高明才行。

  另外,我觉得有时候批评者和作者之间可能也存在一点点误解。作者没有你想得那么心理脆弱,那么想听表扬;批评者也没你想得那么喜欢指手画脚,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者既不是掌握生杀大权,说你写得好就好,说你写得不好就不好的判官,也没有责任跟在写作者身后亦步亦趋,必须作能够深刻理解文学之全部价值,能够确切领会文学之全部精义的理想读者。批评者和写作者应该是可以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批评,应该是争论是交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探寻出文学的更多可能性。作为批评者要相信,相比赞美,如果你能为写作者指出一条他还没有发现的路,他可能会更看重你们之间的友谊。

  山西晚报:作为文学评论家,怎么就能把评论写得好看,受到读者欢迎?

  王姝:因为自己也只是在努力的路上,所以不能提供写得好看的经验,只能说说在这方面的思考。

  这个问题和上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目前文学评论自身存在的两个问题。客观地说,这几年的批评生态整体是向好的,因为整个社会学习的氛围浓了,大众对文学对文化的需求其实是在走强的,导致整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也都相应地更为丰富、活跃。

  但是,另一方面,文学界和评论界自身对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又似乎不太满意,主要表现在公信力和感染力不足上。公信力不足,就是是否说真话、是否敢于批评,是否有自己的标准,有能力批评;感染力不足,就涉及是否写得好看的问题,能不能把学术的、理论的话语转化为面向大众的语言,能不能把晦涩转化为趣味。要想解决这个,首先要想明白你的读者是谁,说到底,文学评论不能总悬浮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言说,必须下沉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文学评论是文学的一种,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存在是植根于文学作品,批评不是文学的附庸,文学批评本身就应该是文学作品,而且应该是更有思想性、文学性的一种很高级的文学。不要认为写得好看是作家的事,跟评论家没关系。我们在关注批评最后呈现的那个成型“作品”的同时,还应注意完成这一“作品”的过程,以及完成度。任何作品如果想成为完整的作品,接受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咬着牙说自己写得好,写得深刻,有学术含量,但是没人看得懂,没人喜欢看,到达率不足,那又何谈话语权、影响力。

山西晚报记者 郭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