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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研究回应“外来” 助力中国史学理论体系建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3日 19:15:2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8个主义,与20世纪直至今天的西方史学,都具有或直接或间接、或鲜明或晦暗的关系。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人们谈论当代西方史学的第一话题与核心话题。关于这一点,邓京力等学者在《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中作了充分而细腻的揭示。

  重视20世纪70年代时间坐标

  目前社科界正在抓紧进行三大体系建设。三大体系建设的要义之一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处理好“吸收外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对“外来”的东西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该书对于人们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情况提供了便利。其鲜明特色是通过研究、比较、批判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强化我们自己学术体系建设的理性自觉,并达到新的高度。

  研究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或史学理论,必须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这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时间界标。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在书中表示,在号称“创立新世界”的70年代,德国历史研究陷入危机,而史学理论研究迎来“全面辉煌的时期”;吕森这代学者在那个时期成长为教授,“并且力图开创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吕森的解答虽是一个小小的切片,却是一个真实的映照。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西方,出现了许多具有标识性的文化事件,其中既有重大的史学事件,也有与史学发生重要互动关系的人文事件。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学说就出现于70年代;年鉴学派则在70年代发生了从地窖(经济、人口)到顶楼(上层建筑)的更迭,语义学在70年代重新获得活力,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与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均出版于1973年。这些文化事件凝聚成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以至90年代,西方人文学界似乎在整体上都诗学化了。借用罗蒂的概括来说,就是一切珍贵的标准的老“哲学问题”,都被显示为我们心爱的诗歌和小说中的隐蔽程序。落实到历史学上,则如该书所概括:“解构主义特别突显了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包括揭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与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

  依照霍布斯鲍姆的解释,70年代首先意味着20世纪这个极端年代的第二个时期的结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25年至30年所谓黄金时期的结束。霍布斯鲍姆认为,二战后短短数十年“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的历史时期”。之后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70年代以及“伤痕累累”的80年代。他说:“1973年后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入不安定的历史。”

  霍布斯鲍姆的概括针对20世纪整体特点发出,更像是点出后现代主义的“扼要”。他还说:“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化与文明中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后现代主义涵盖了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它带来了思想震撼,也带来了新的犬儒主义。

  总之,今天看到的西方文化领域的所有场景,都直接与20世纪70年代所开启的新变化具有逻辑和事实上的连贯关系。就历史学来说,诚如该书所揭示的,70年代后,“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内容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全面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日益渗透进历史研究的实践领域”。与之相伴,微观史学由产生而达于鼎盛。要对当今西方文化现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需要将70年代以来的一脉相承性梳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