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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间知味者 国学网

作者: 阿信 发布时间: 2021年03月25日 23:54:20

《汪曾祺散文》,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28.00元

  汪曾祺是散文大家,六十岁之前却写得很少。1950年之前的散文,有现代主义之风,段落很长,夹杂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识流和悬想,受到沈从文《烛虚》《潜渊》一类散文的影响,但还处在学徒阶段。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写出了《国子监》那样的佳作,好东西仍不多。其间写得最好的,也许要算《汪曾祺全集》第十二卷所收的书信。此前写给好友朱奎元的信最多,青春的躁动、苦恼与无病呻吟占了不少篇幅,后来的书信则已洗掉了那些滞涩而多余的伤感,很接近后期散文平淡朴实的风格了。书信卷收录了1972至1979年写的十封信,有八封写给朱德熙,后来发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散文,如《葵》《薤》《栈》等,已经完成了,从中可以看到汪曾祺散文的一些特殊趣味和写作动向。

  这些书信中的汪曾祺,好读杂书。他写给朱德熙的信里,提到一些自己读的书,其中包括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说“这真是一本奇书!”为了研究“花大姐”,把《中国经济昆虫·鞘翅目·昆虫科》读了一遍。要研究日常植物,花了很多精力读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他对吴其濬的这本书评价很高,对他很佩服,认为这本书不单单是材料翔实,“文章也写得好,精炼而生动,既善于体物,也工于感慨”。汪曾祺后来写了很多与草木有关的散文,这不是偶然的。早在1947年,他就写过一篇《昆明草木》,表明他很关注草木,热爱自然中的花草树木。后来渐渐把这个趋向发展出来,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除此以外,他还读了《战国文字研究》《汉语诗律学》《水浒传》以及诸多笔记、农书、医书,书信中提到的就有《清异录》《梦溪笔谈》《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下放到张家口,他居然在当地的一个书店里买到了《癸巳存稿》《十驾斋养新录》《容斋随笔》,这真是上天的垂青,把你送入不能再糟的境地的时候,还给你留下点精神资源,就看你能不能有福气领受。他对生活的艰难是有准备的,到沽源去——他称之为“效力军台”——随身带的是《梦溪笔谈》。还有一些书,比如宋代诗话以及《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对他影响也很大。一个人读什么书,常常看出一个人的趣味和学识,倘若没有前面提到的这些书,我们很难想象他会成为后来的汪曾祺。他常常劝那些新锐作家多读古典的东西,劝那些旧派作家多读些现代派的作家,在他看来,二者融合是很重要的。他对于自己杂家的身份,有其自觉性,说自己是两栖类作家,同时主张兼收并蓄,作家的兴趣和知识都要更广一些。他有一篇《谈读杂书》,说起自己读书没有系统和目的,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俗、方志游记之类的书,讲正经学问的也看,书论、画论也看,讲验尸的杂书也看。这些书,既可以使他获得很好的休息,也可以增长知识,还可以学习语言,甚至从中领悟到一些写散文、小说的道理。他爱买常读的,多是廉价书,但是却从中获益很多。读书这件事,不一定要读善本,善读的人总是能从各种各样的书里受益。汪曾祺常提起的书里,有一本是万有文库本汤显祖评本的《董解元西厢记》,字大,纸厚,汤显祖的字“秀逸初似陈老莲”,一直视为珍宝的。可见他是真能读书,能够识得真货,读得进去。

  在动荡的年代里,汪曾祺一边读杂书,编剧本,一边保持了自己的“好奇心”,对一菜一羹、一花一木、一字一义兴致盎然。他好琢磨吃,好饮酒,天性散淡,炒二三十颗白果,就可以过半斤黄酒。做了新菜,先写信告诉朱德熙,然后请他来尝一尝。比如“金必度汤”“油条塞肉”“昆明的油淋鸡”,都在书信里提到了。汪曾祺对古代饮食文化感兴趣,对相关的笔记文献,比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陶庵梦忆》等,也很熟悉。一谈起吃来,人就特别来劲,甚至想在退休以后搞一本《中国烹饪史》。这书要是写出来,一定有意思。他写起吃来,并不是要教人做菜,而是有一种魏晋人的气韵,平淡里蕴蓄着深情,连上街买个菜,也老有腔调。他是个知味的人。

  有些人的散文如水,有些人则善于翻跟斗、玩花样,有些人则像说相声的,善于抖包袱,说机灵话儿,汪曾祺的散文则如窖藏了大半辈子的醇酒,消尽人生的火气,简练而淳朴。这实在并不是容易达到的境界。老的人很多,淡的人很多,简单的人也常见,淡而实腴、质而实绮的好文字,究竟不多。简练淳朴,就是如“刀切水洗”得一般,但又含蓄深沉,有后味儿,这首先表现在汪曾祺散文的文字上。关于散文语言,汪曾琪说的不多,其实他关于小说的某些提法,也适用于散文。比如他说小说的语言就像揉面,一字一句,要“痛痒相关,互相映带”,要自铸新词,要看似不经意而实际上经过了仔细推敲,却又不着痕迹。对散文来说,这正是极高的要求。偶尔谈及散文,也只是说要接受古代散文的传统,不要老是抒情,而是写得平淡、自然一点。他熟悉古代笔记,也明确说过他的散文继承了“一些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目留有归有光、张岱、龚自珍等人影响的痕迹。这是他散文中文雅的一面,但不炫富,不掉书袋子,也不生吞活剥。比如他说自己的《天山行色》是龚定庵体,有《说居庸关》的笔意,实际上后者戛戛独造,奇诡不俗,前者分行分节似亦近之,或惊或奇,而味则归于平淡。汪曾祺的独得之处,是他熟稔戏曲唱词和民间歌谣,能写之,能赏之,甚至打算要跟它们闹闹别扭,做些改革。这个目的虽然没有达成,却从中吸收了很多俗言俗语以及关于节奏、韵律的营养,在当代作家中是很独特的一种语言修炼。这是他散文语言中俗的一面,却从没有流于低俗或过度。可以说,他的散文语言文白杂糅,准确,有韵致和味儿,如话家常,人人可读,但又不易读。